制定黄册、鱼鳞册

洪武四年（1371）六月，中山侯汤和统帅大军进入四川重庆，“夏国” 明昇投降。次年六月即命户部派员清丈四川土地①。

洪武十三年（1380），令户部核实天下土田。于时，江、浙等地豪民富户极力与封建朝廷争夺人口与土地，为了逃避赋役，往往将自己的田产隐瞒起来，诡寄于亲邻、佃仆之家，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百出，称为“通天诡寄”②。结果是平民百姓赋役负担越来越重，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社会矛盾更为尖锐，拖欠税粮的现象日为严重，皇权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明太祖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赋役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版籍”，原指户籍，这里包括田籍在内。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② 沈度：《圣君初政记》；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七。

不均，命令户部编造“赋役黄册”。

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赋役黄册造成。二月，命户部覆核天下官田。赋役黄册对于加强户口管制，健全基层政权组织，维护社会秩序，完成赋役任务等都起了不小作用。但它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丁粮之数，类多错误”，尤其是因偏重于户口，那些田产多者便经常从中钻空子，搞名堂，减轻自己的赋役负担。由于当时赋役是按照人丁、事产佥派，丁、田都必须负担。所以，单有赋役黄册仍然有缺陷。对于这一点，明太祖说得清清楚楚： “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① 又说：“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历代相承，皆循其旧。今民愚无知， 乃诡名欺隐，以避差役。互相仿效，为弊益甚”② ，以致“一里之内，贫富异等”。欲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使民无怨，就必须同时弄清户口和田地，既要在普查人口的基础上建立户籍，又要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建立田籍，并使之互相发挥作用，相辅相成。

于是，从洪武十九年（1386）开始，明太祖便先后派遣国子监生武淳等人，分行江、浙等处府县乡里“丈地、画册”，经理“田赋图籍”③，即在核定田亩的基础上，制定田籍。其具体内容为：

第一，随税粮多寡定区，设立粮长。以税粮一万石为一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以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这一点，与大造赋役黄册时编民为里实行里甲之制，设立里长、甲首完全一样，也是先抓组织落实，责任到人。于此亦可见，明太祖是何等注意把全国的纳税户组织起来，实行专人管理， 以民（粮长）治民（纳粮户）。这样朝廷就可以少为征纳税粮之事操心。

第二，核定田亩，对田土逐丘进行丈量，方圆、坐落，俱令绘成图册， 各按字号次序排列。图册上写明田主姓名、田土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因为所绘之地册图，形如鱼鳞状，故号“鱼鳞图册”④。

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浙江布政司、南直隶苏州府等府县，首先编成“鱼鳞图册”，进呈朝廷。随后各地陆续编制完毕。编造田籍的工作随之结束。

黄册以户为主，详列旧管（原来登记的户口数）、新收（新出生或迁入的户口）、开除（迁出或死亡者的户口）、实在（现在实有的户口）之数为“四柱式”。也就是四项主要内容。“鱼鳞图册”与之不同的是，它以田土为主，各类田土及各种田质，如平原、山地、低洼地、新开田土、田地肥沃与贫瘠、沙荒地、盐碱地等之差异，毕具其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

③ 参见《明史》卷一五○《古朴传》、卷一五一《吕震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①凡是典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由官府记录在籍，有案可稽。田土纠纷因此减少。隐瞒田土、转嫁税粮、产去税存的现象也有所改变。

鱼鳞册与黄册互相配套，经纬结合，户口制度与土地制度并行不悖。封建国家从此既控制了全国户口，又掌握了全国土地，立法可谓完备。

在编制田籍的过程中，明太祖还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在土地分配与开发上实行不同政策，既有原则又灵活多样。

针对中原地区田地荒芜数多的特点，命中书省臣议定土地分配办法，计民授田。并于洪武三年（1370）五月设立司农司，专门经管河南各处垦田事务。

临濠地区，以地多闲弃，故验民丁力，计亩给田，以尽地利。又令富者不得兼并。

北方近城地区，因地广人稀，“地多不治”，召民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三年免纳税粮。

制定田籍，打击了豪强，清理出一些漏脱、欺隐的土地，有利于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安定，生产发展。而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又有利于加速土地开发。当时明确规定：凡由官府资给耕牛、农具者，收其租税；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永远不纳税粮），各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比较充分的调动，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据明朝官府提供的资料， 洪武初年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有些年份增幅甚大，少者以万计，多者至近百万顷。请看洪武元年（1368）迄十六年（1383）全国的垦田数：

洪武元年：全国州县垦田七百七十余顷。洪武二年：全国郡县垦田八百九十八顷。

洪武三年：山东、河南、江西府州县垦田数达二千一百三十五顷。洪武四年：全国郡县垦田十万六千六百二十二顷。

洪武六年：全国垦田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余顷。

洪武七年：全国郡县垦荒田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

洪武八年：南直隶宁国诸府、山西、陕西、江西、浙江等省开垦田地六万二千三百零八顷。

洪武九年：全国开垦田地二十七万五千六百六十四顷。洪武十年：垦田一千五百十三顷。

洪武十二年：垦田二十七万三千一百零四顷。

洪武十三年：开垦荒闲田地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

洪武十六年：垦荒田一千二百六十五顷（南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贷一》。

州四府七百三十八顷，山西平阳县五百二十七顷）①。

以上十六年内共计垦田二百零五万三千三百十四顷。另据《诸司职掌》等书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田土总计八百五十七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②。元末明初以来田多荒芜的现象为之大变，农村经济面貌焕然一新。

田野辟，户口增，是明初经济恢复的主要标志，也是明太祖巩固皇权的重要基础。这个目标的实现，与土地制度的建立、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封建制度的剥削本质，又决定了当时各项法律不可能贯彻始终。“赋役黄册”，到了后来已是“十之八九”变了样，“誊旧塞责，遂成故套”，“鱼鳞图册”的命运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