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均田均粮

与金花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明中叶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这里所说的均田、均粮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欲因田以平其赋，使无不税之田”① 。这场运动因其是在明代国家赋税重地——以苏州、松江二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故而对明代中后期国家的赋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肇于该地区的赋役之重，我们可从丘濬之言窥其一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

①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五《赋役部·总论八》。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一○。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二。

④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二《贡赋之常》。

① 章漳：《均田论》，《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五八《田制部·总论》。

天下为多。”②。其中苏州府以占全国 1.16％的垦田面积输纳全国 9.8％的税粮，松江府以占全国 0.67％的田土上缴全国 4.1％的额赋，无论是绝对田赋总额还是相对亩赋税率，均远远超出全国其他地区。导致该情况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官田太多（见附表），而明朝廷规定，官田是“按私租簿为税额”③。

江南官田集中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政治上讲，（1）它是朱元璋打击张士诚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必然举措。元末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

附表：苏松二府官民田比率表①

①资料来源：《正德会典》卷十九；《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正德《松江府志》卷七。

由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① 。及张士诚伏诛，“其将帅叛臣亦以歼

灭，田皆没官”②。对于当时依附张士诚的江南诸豪右，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③。（2）它是朱元璋抑制豪强重建统治秩序的政策体现。江南大地主多聚族而居、累世仕宦，虽经元末动荡却死而不僵，明初他们“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④，朱元璋运用政治暴力，或移江南富民外出濠州开垦荒田，而其江南之产籍没入官；或以重典严刑，将“田产遍吴下”的江南豪右如沈万三

（松）、史有为（嘉）、黄旭（苏）、纪定（湖）等人抄没家产。（3）明立国后，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屡兴大狱，在著名的“胡蓝党狱”中，江南豪族受株连尤多，不少人“其子孙坐事谪戍，田亦没官”⑤。从经济上讲，明初百废待兴，亟须大量的赋役作为经济支持。而江南一带自魏晋以后由于民聚地辟，经济富庶，逐渐成为赋役的渊薮，唐代即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⑥之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①之谚。自宋代开始，历代统治者

②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四《经制之议》。

③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 《日知录》卷十；《廿二史札记》卷三○。

② 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

③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④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与友人论井田》。

⑤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松土》。

⑥ 韩愈：《送陆歙州诗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都通过设立官田来加强对江南地区财赋的掠夺，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凭藉政治特权，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遗留的古额官田的遗产，另一方面又通过查抄籍没等手段增置近额官田来满足其郡国之需。但是，官田重赋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客观上，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已使百姓“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②其承受赋役重负的能力有限。为完纳赋役，“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 然后不得已而逃”③。这样对国家而言就产生“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 的逋赋问题，以苏州府为例，洪武三年逋负秋粮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永乐十年至洪熙元年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宣德元年至八年积欠米麦竟高达七百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九十石。使江南“徒有重税之名，殊无重税之实”④ ， 国家的财赋收入大打折扣。对百姓而言就是大量逃亡，“苏松二府，盖因赋重而流移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甚者则不止于是而已”⑤。赋役编佥的基础发生动摇。

朱元璋也知道：“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团于租而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⑥但鉴于大明社稷未稳，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重建急需该地区的经济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发展手工业等措施来扶植生产，或通过减轻税率、蠲免逋赋、田赋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以求苏松稍得苏息，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根本解决江南官田重赋问题。建文帝即位后试图缓解这一矛盾，但其享国日短，难有作为。靖难之师方息，雄才大略的明成祖赐功臣、赏士卒，大封亲藩。他增置武卫，添设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数百人于馆阁，编辑《永乐大典》，“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矩万万计”①，从而使得江南重赋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明仁宗的即位标志着明初国家重建及开疆拓土时代的结束和安定的守成时期的开始，历史的演进使解决江南重赋正式列入朝廷议事日程。明仁宗遣广西布政使周幹赴苏州、松江等地巡视。次年，周幹向继位的宣宗皇帝起奏调查结果，这份奏折详尽陈述官田困民的弊政，使刚刚即位的宣宗皇帝深受触动，并促成其三下诏令以对重租官田改科减征：宣德四年下令：“官田纳粮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②宣德五年重申减

① 范成大：《吴郡志》卷五○《杂志》。

②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

③ 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④ 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⑤ 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⑥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

①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② 《大明会典》卷一七。

科令：“因各种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为始，减除十之二三不等。”宣德七年再次颁诏：“自宣德七年始，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谕恩例减免。”③同时遣“才力重臣”周忱赴江南督理税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