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口数据的比较研究

洪武朝官府统计的人口之数（户数暂不予考虑），现存的数字有下列三个：

洪武十四年（1381）59873305 人①； 洪武二十四年（1391）56774561 人②； 洪武二十六年（1393）60545812 人③。

万历《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所记明代人口的三个数字分别为： 洪武二十六年（1393）60545812 人；

弘治四年（1491）53281158 人①； 万历六年（1578）60692856 人②。

第一个数字，在《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里，都同时记有各省直的细数，可与总数互相验证。第二、三两个数字，只有《大明会典》一书记有各省直的细数。

以上两组数字，显然都有问题。 先看，第一组洪武朝的三个数字。

洪武朝三个数字的统计范围，十四年为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广西、山东、北平、四川、江西、湖广、广东、福建等十二布政司（省）。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增加云南省。云南人口少（二十四年为 354797 人， 二十六年降为 259270 人），于全局影响不大。另外，

经验算：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各省直细数之和比总数少 400001 人；二十

四年，则比总数多出 49754 人；二十六年，又比总数少 20069 人。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数。

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的十年间，全国人口减少 3098744 人，且

南方除四川省增加 103139 人外，其余各省均出现负增长，具体如下： 南直—179129 人；

浙江—1888598 人； 江西—826871 人； 湖广—501165 人；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本年和二十四年，同时记有各省直细数。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③ 《诸司职掌·户部职掌》。《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所记相同，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口总数》亦同。

① 是年人口数，《明实录》记为 50503356 人，两者相差 2777802 人。

② 是年人口数，未见《明实录》有记载。

广东—590231 人； 广西—71137 人； 福建—546806 人。

以上七省计减少 4603937 人。

与南方相反，该年北方各省人口数全部呈正增长，具体如下： 山西＋382983 人；

陕西＋334805 人； 河南＋215904 人； 山东＋475828 人； 北平＋87492 人；

以上五省计增加 1497012 人。

洪武二十四年，北方各省人口增加是有道理的。因为经过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耕地增加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死亡率会有所降低，出生率必有所增长。而南方各省人口全面下降，则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南方同样开展移民垦荒，发展生产；明太祖打击江南豪强地主，整治欺隐丁粮、转嫁赋役，扶持贫困；减低江南重租官田的租额等，这些都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再说，当时移民也没有移到北方各省的，江南苏、松诸府，广东等处都是移到南直临濠、泗州、南京等地。另外，从洪武元年到五年还将大批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移入南京。所以，到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应与北方一样大量增加，而不该是大量减少。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上升，当是比较可信的，不可信的是北方各省以及四川、云南的人口数这一年全面下降。

与洪武二十四年相比，这一年南方各省（除四川减少 100876 人、云南

减少 95527 人）的人口全部增加，具体为： 南直＋674028 人；

浙江＋1825927 人； 江西＋826871 人； 湖广＋610755 人； 广东＋426181 人； 广西＋90669 人； 福建＋623362 人。

以上七省计增 5077793 人。

北方各省下降的情况，分别为： 山西—34130 人；

陕西—173236 人； 河南—194449 人； 山东—416667 人； 北平—54300 人。

以上五省总计减少 872782 人。

明太祖立法严猛，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已基本结束，各项典章制度亦基本建立，法制颇为健全；

《大明律》、《大诰》等法令，即将公市施行；国家机关工作开始规范，颁行《诸司职掌》；经济立法方面，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均已实施；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兴修水利等项工作全面展开。总之，整个社会经济已开始由恢复阶段转入发展时期。因此，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人口肯定出现增长。例如，云南于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以后，即不断移入不少居民（不算屯军）， 迄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岂能减少。北方山西等五省移民人数最多，但都是在这五省之内移动，并没有移到南方地区的（从总体上说）。所以，可以明确地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北方各省的人口也不应呈下降趋势。有人说，明初的人口升降是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缺乏说服力。何以洪武二十四年只有南方各省全都进行反控制，而四川及北方各省皆没有反控制？洪武二十六年则倒过来，南方各省不进行反控制，四川、云南及北方各省又不约而同进行反控制？在赋役黄册颁行的第二年，洪武十五年户部官曾向皇上奏曰：“天下郡县所进赋役黄册，丁粮之数，类多错误。”①如果说是黄册本身有问题，为何洪武二十四年南方各省的人口数都减少而北方各省都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又整个变了样，北方各省皆减少而南方各省均增加？ 所以，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

根据洪武朝的政治、法律以及经济恢复发展情况，我们以为可以对当时南北方人口增长问题作出一种最保守的推测，即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 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洪武十四年；洪武二十六年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不会低于洪武二十四年。

若依此推测，则洪武二十四年和洪武二十六年南北各省的人口总和，应分别为：

洪武二十四年： 59873305（十四年总数）＋ 1497012（北方山西五省新增数）＋ 103139（四川新增数）＋ 354797（云南新计入人口数）＝ 61828253 人。

洪武二十六年：61828253（二十四年总数）＋5077793（南直等七省新增数）＝66906046 人①。

以上两年全国人口数的推测，肯定不会超出实有人口数，因为：

第一，南直等七省人口基数大。洪武二十六年比二十四年增加 5077793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

① 据《明太祖实录》、《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的有关资料，南直、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等七省，洪武十四年计为 42842130 人、二十四年为 38238193 人、二十六年为 43315986

人；四川、云南两省，洪武二十四年计为 1922451 人、二十六年为 1726048 人；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北直等五省，洪武十四年计为 15166659 人、二十四年为 16663671 人、二十六年为 15483709 人。

人。两年间平均每年增加 2538896 人，似乎偏大得多，是不可能的。但若与

洪武十四年南直等七省计为 42842130 人相比，则十二年间亦仅增加 473856 人。

第二，北方山西等五省，洪武二十四年比十四年增加 1497012 人，平均

每省在十年内只增加 299402 人，也肯定不会超过实际的增长数。

当然，不能以这些推测作为统计依据。所以，我们还必须回过来，以官府提供的人口统计数字作为依据，探讨一下当时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数。

洪武朝为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立法严明，有令必行，官民多畏法，人口欺隐之数相对少些。洪武十四年为明朝第一次大造赋役黄册之年，也是明朝第一次出现官府统计的全国人口数字。

虽然这个数字有不少问题，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按照官府的统计，洪武十四年为 59873305 人，洪武二十六年为 60545812 人，年增长率为 0.093％。从洪武朝到万历初，社会生产虽有波动，但总的是不断向前发展，又没有发生绝灭人口的全国性大规模军事战争。据此，可以在承认这些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以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为基数，以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六年的年增长率 0.093％作为以后历年增长率的标准，对万历六年全国人口数作出估计。自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 197 年。则万历六年的人口数如下式：59873305×（1＋0.093％）197＝71905705（人），比万历《大明会典》所记多 11212849 人。

自然，必须明确这个数字仅是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数字，而非实际人口数字。

以下，再看第二组内明代中后期全国人口的两个官方数字。弘治四年的数字，最令人怀疑。

万历六年的数字，亦不无问题。

南方各省，在有明一代自始至终是人口最为稠密之区。这个地区人口增减，对全国人口数量影响最大。因此是探析明代人口变化的重点所在。

为了便于检讨，兹将南直等七省弘治四年和万历六年的人口升降走势， 分别表列于后：

（一）弘治四年南直等七省人口变动表

（续表）

（二）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人口变动表

从洪武二十六年至弘治四年总计 98 年。按《诸司职掌》、《大明会典》、

《后湖志》的记载，全国在籍人口减少 7264654 人。如按《明孝宗实录》卷

五八的记录，则减额更多，达到 10042456 人。弘治四年人口数字如此锐减， 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很不协调的。如前所说，成化时农民大量逃亡，流民蜂起，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仍绝大多数在 6200 万以上。而到了弘治年，流民大潮已经结束，成千上万的流民纷纷还乡复业或随地附籍，仅湖广荆襄山区这类人就有上百万。这些还乡复业者或随地附籍者，户口自然在官府的控制与统计之列。再说，明中叶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亦已经成为历史，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南方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华北农村的经济面貌也大为改观。何以随着皇位易主，明宪宗死，明孝宗即位，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也马上跟着骤减千万左右。南直等七省的人口数问题更大。

自洪武至弘治，南方经济日趋繁荣，江南苏、松诸府这个人口最密集的财赋之区，发展尤其迅速。而上列表一显示，弘治四年南直等七省除广西之外，其余六省人口皆大为减少。最严重的是浙江，竟然比洪武十四年减少 49.8

％，比洪武二十四年减少 38.8％，比洪武二十六年减少 49.4％。其次是福建，分别减少 45％、36％、46％。

从万历元年起，大学士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政，执法严猛，讲求富国强兵，凡事务实，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非常重视赋役管理和户口问题。

而由表二可见，弘治四年到万历六年的八十七年间，按官府的统计数字，全国人口增加 7411698 人①。内中，南直等七省通算只增加 1758486 人，约占全国新增数的 23％。这种增长速度，不仅与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相称， 而且与其原来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为逊色。按官府的人口统计，洪武十四年南直等七省计为 42842130 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71.5％；洪武二十四年计为 38238194 人，占全国的 67.4％；洪武二十六年计为 43315986 人，亦占全国的 71.5％。即使到了弘治四年，共计为 29220593 人，仍占全国的54.8％。就是到了万历六年的 30979079 人，其人口数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51％，为何其新增数仅占全国新增数的 23％？难道是其出生率比北方各省低，或者其死亡率比北方各省高？南直等省除嘉靖中一度遭受“倭患”之苦外，其他条件均大大优于北方地区。人口减于洪武年，实属反常。

因此，对于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的人口数，还得根据洪武年间的人口数进行估算。

按照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南直等七省计为 43315986 人，

比洪武十四年的 42842130 人增加 473856 人，年增长率为 0.092％，恰与前面洪武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全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大致相同。现在仍然采用全国人口的估算方法，以洪武十四年 42842130 人为基数，以 0.092％的增长率为其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由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 197 年。则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人口数，可如下式估算：

42842130×（1＋0.092％）197＝51350704（人）。

比《大明会典》统计的 30979079 人，多出 20371625 人。

最后，再检索一下官府统计的北方山西等五省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明代中后期人口变动走向。此八省，弘治四年计为 24058564 人，万历六年为

29815762 人。八十七年间，共增加 5757198 人。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的记载，洪武十四年山西计 4030454 人、陕西 2155000 人、河南 1891087 人、

山东 5196715 人、北平 1893403 人、四川 1465515 人。六省合计为 16632174

人。洪武二十六年这六省合计为 16950487 人，比洪武十四年增加 318313 人， 年增长率为 0.16％。由于云南洪武十四年无人口统计数，而贵州则直到永乐以后始有人口统计数。况且这两个省人口少，于大局关系不大。为了与前面的估计方法保持一致，这里仍以 16632174 人作为洪武十四年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六省的人口基数，以 0.16％为其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由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 197 年。则万历六年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人口总数，当如下式：

16632174×（1＋0. 16％）197＝22789208（人）

比《大明会典》所记少 5258890 人。

万历六年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七省的人口数

① 以《大明会典》为准，因其备载各省直细数。

为 51350704 人，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的人口数为 22789208

人，两项合计为 74139912 人。如再加上万历六年云南 1476692 人、贵州

290972 人，总计为 75907576 人。则比万历《大明会典》所记的 60692856

人，多出 15214720 人。这是采取南北分别估计的结果。这个结果与上述进

行全国统一估计的 71923108 人，只相差 3984468 人。如果考虑到洪武十四年全国人口基数没有云、贵两省人口的因素，则相差就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