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取士与南北卷

《明史·选举二》在谈到科举制度时曾说：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这里所说的八股文，便是明代科举考试的试卷文字。关于八股文取士的

定制，过去人多据上文，而以为系太祖与刘基所定，即始于明初。但其实前文中只说“专取四子书及⋯⋯五经命题试士”，乃太祖与刘基所定。后面所谓作文之法，可以是泛指有明一代的试文，未必说太祖时即以八股取士。因为清修《明史》时，与修诸人对八股取士说已有不同看法，不必断言其始于太祖与刘基所定。

清初人胡鸣玉曾考订此事：

今之八股，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故今日所见先辈八股文，成化以前，若天顺、景泰、正统、宣德、洪熙、永乐、建文、洪武百年中，无一篇传也。①

这应该算是一个颇为有力的明证。鸣玉，字廷佩，号吟鸥，青浦人，乾

①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② 《明史》卷七○《选举二》。

① 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转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 500 页。

隆中荐举博学鸿词，对考订文字等颇见功力，他既能断言明成化前未见八股文字，必然看到过不少当年的经义试卷。明清之际顾炎武，也曾谈到八股始于成化间的情况：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接过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①

又说：

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本之唐人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千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②

这里不仅谈到了八股文，而且谈到了八股文对于文风的负面影响。于是

后来人们一般都批评八股文，认为八股文不仅束缚人们的思想，而且导致了文风日下。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更将明代科举试文作了前后对比，他认为，明初科举，诏令举子经义不超过三百字，亦不得浮词异说。篇末大节，可以各抒己见，陈论国家时事。试文具有相当的实际能力的考验。而后因功令加严，忌讳日深，便不再许言本朝之事，至百余年后，即至成化年间，试文渐为冗长，凡千百余言，庸陋支离，无恶不备，并据杨慎所言：“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又舞单枪鬼，一跃而上也；又八寸三分帽子，无不可套也；起语数十百言为寿星头，长而虚空也。”①

这段话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了明代八股文之弊，但这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颇为费解的问题，八股文作为明代士子考试的试文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如明清两代学者们所言，明初本是不用八股的，至成化末始行，然而恰恰是并未以八股文取士的成化以前，却也正是文化的禁锢时期。明代的文化自从洪武“文字之祸”以后，在专制控制之下，出现了文坛寂寞的局面。永乐以后，文坛盛行“台阁体”，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又空洞无物的文风成为当时的主流。成化以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文风也随之而出现了变化。如《明史》中所说，论者常以明代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这种比拟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其所反映出的明代科举试文风气变化的几个阶段则颇为清楚。而这与有明一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

①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转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 501 页。

代文化发展变化的情况也是颇相符合的。也就是说，成化以后八股文取士的结果，并未影响到当时文化的发展。而且再到后来，科举试文也都进一步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①。八股文依然，而举业文字毕竟变化了，整个社会的文风也毕竟变化了。将文运的不振归咎于八股文，看来也未必就那么恰当。

如果我们能够从八股文的出现重新考虑一下对它的评价的话，应该说，它的主要作用还是使科举考试更加规范化。也就是说，八股文是一种格式化的答卷形式。在传统文化考试的情况下，考官需要一种格式化的答卷，这使他们能够有相对固定的评卷参照，以八股取士实际便是由此而形成的。

事实上有明一代的考生中，尽管有些人将八股文作为生平文章的写作方式，然而更多的人是将其作为入仕的敲门砖的。弘、正间的著名才子唐寅起初便是“不事诸生业”的，后以祝允明的规劝，“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名。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②虽称是一篇奇文，但必定是按照八股的格式去作的。如果不是后来被牵到江阴徐经科场案中的话，唐寅必定还能够考中进士，那当然也是要作八股文的。能够作八股文字，并没有影响唐寅在诗文与绘画上的发展，他显然是将八股文作为入仕的敲门砖了。

考试规范化是考试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进步。在中国传统科举考试中，基本上是采取了作文考试的形式，以八股文为考试规定，就要求应试人必须去作政论文字，而不能随意去作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字，如像诗词歌赋等等。而一般来说，政论文字对于考生写作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考察较之其他文章形式要更加有利，由此而论，八股文虽然有其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个方面，但其仅仅作为试卷的要求则是有其道理的。清人赵翼在考察八股文字时，曾经谈到八股文的破题，他说：“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题，然破题不始于八股也。”其下所举诸例包括了经义文字和诗词歌赋各种文体，都有破题的写作方式：“又范蜀公赋《长啸却敌骑》，破题云：‘制动以静，善胜不争。’宋景文破题云：‘月满边塞，人登戍楼。’是皆赋之破题也。诗亦有破题。⋯⋯骆宾王《灵隐寺》诗唯破题‘鹫岭郁龙宫隐寂寥’是宋之问所作，下皆宾王作。此又诗之破题也。”①破题只是一种文章格式的要求，有了同样的要求，才能有相对接近的标准。

对于荐举来说，科举是一个进步：就科举考试自身来说，八股文考试比其以前的经义考试又是一个进步。

随着明代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到明朝末年，在取士标准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①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② 《明史》卷二八六《唐寅传》。

①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二《破题》。

（崇祯）七年甲戌，如贡举礼部侍郎林釬言，举人颜茂猷文兼五经，作二十三义。帝念其该洽，许送内帘。茂猷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五经中式者，自此接迹矣。②

崇祯十年（1637）有揭重熙，十六年（1643）又有谭贞良、冯元飙，均

以五经中式。这也许意味着科试形式上将要发生一些变革。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予明朝人以这个机会，一年以后，明朝便在李自成农民军的打击下灭亡了。

明代将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推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会试的分卷制度。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发生了“南北榜”事件，这成为明代有南卷与北卷之分的开始，但这还不是分卷制度，而只是太祖为加强对科试控制的手段。明代真正实行分卷制度始于洪熙元年（1425），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到宣德、正统间，又分为南、北、中三卷，南卷占百分之五十五，北卷占百分之三十五，中卷占百分之十。景泰二年（1451）辛未科曾一度废止分卷，但立即引起廷臣们的争论，到五年（1454）甲戌科，便又恢复了分卷取录的制度。

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诸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其后因为当国权臣南人北人不同，又发生各为其地方之利而增减分卷比

例之事。如成化二十二年（1486）丙午科，因大学士万安与礼部尚书周洪谟均为四川人，乃藉布政使潘稹之请，南、北各减二名，以给中卷。正德三年

（1508）戊辰科，给事中赵铎按照当权太监刘瑾旨意请增河南、陕西、山东、山西乡试名额，于是增陕西乡试额为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东、山西俱九十名，以刘瑾陕西人也。又以会试南、北、中卷为不均，于是再增中卷的四川额十名，并入南卷，其余中卷均并入北卷，南、北各取一百五十名。但是这些人为的变化，都没有能够改变分卷制度，有明一代始终采取了分卷取录的考试制度。

分卷制是针对全国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而制定的，对于全国文化的发展与协调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实行单纯文化考试取用官员的情况下，分卷制起到了补充文化考试局限性的作用。

② 《明史》卷七○《选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