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求治

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奉诏即位，是为明孝宗，诏改翌年为弘治元年。

朱祐樘幼年的宫廷生活备受磨难。其母纪淑妃，原为“蛮土官女”，俘入宫中后，因其“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命守内藏”①。宪宗偶至内藏，因纪氏应对称旨，遂得幸。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处心积虑要除掉纪氏，在宫女和太监的同情维护下，纪氏病居西内，生下朱祐樘，秘而不宣。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孝宗六岁时，因悼恭太子病死，宪宗为老而无子而悲叹，太监张敏才将朱祐樘的身世道明，孝宗遂被立为太子。纪氏被封为纪淑妃，移居永寿宫，不久，在宫中暴薨。太监张敏也因惧怕而吞金死。孝宗即位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家故人，并为其母立庙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辄欷歔流涕也”。幼年的经历对孝宗影响很深。史称：孝宗恭仁俭朴，能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②的恶习，这种个性的形成大概与明孝宗幼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弘治年间最为史家称道的是“朝多君子”的盛况。确实，弘治一朝任用了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而一般情况下，孝宗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正确意见，对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在弘治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弘治时期“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①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孝宗即位仅五天，即斥责左通政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弟锦衣卫指挥万喜等，并谪发戍边。其后又罢斥了大学士万安。与此同时，孝宗则召进了一批在成化年间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

③ 《明史》卷三○七《李孜省传》。

④ 《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①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⑥《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十月，孝宗召王恕为吏部尚书。王恕系正统十三年进士，成化年间官南京兵部尚书，历来以谠言忠直闻于朝。当时曾有歌谣称赞王恕忠直敢谏：“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②宦官怀恩亦由衷地称赞王恕：“天下忠义，斯人而已！”③ 王恕在成化年间屡遭宦官构陷，“帝亦衔恕数直言”④，遂命王恕巡南畿，遣他出京。成化二十二年，王恕对起用传奉官事上疏极谏，遭致宪宗不满，遂离任致仕。王恕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⑤。而在弘治年间，孝宗对王恕委以重任，倚为重臣。王恕掌吏部以后，“不避权贵，请谒路绝”⑥，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了很大的整肃作用。王恕对朝政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多为孝宗所接受。王恕任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因与丘濬发生矛盾而辞官。

弘治二年（1489），孝宗又擢任马文升为兵部尚书。马文升是景泰二年进士，成化十一年任兵部右侍郎，被汪直、陈钺陷害入狱，谪戌重庆卫。汪直败后，马文升复官，成化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后又受李孜省排陷，调为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时期任兵部尚书达十三年之久，后又代屠滽为兵部尚书直至正德年间。史称马文升“任兵部十三年，尽心戍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

①。

弘治十五年（1502），孝宗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大夏素以安内攘外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②。刘大夏是天顺八年进士，成化年间任福建右参政，曾因得罪中官被系诏狱，后得怀恩力救，杖二十而释放。刘大夏就任兵部尚书后，明孝宗见了他问道：“朕素用卿，而数辞疾何也？” 大夏顿首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帝默然。过了两天，孝宗又问刘大夏：“征敛俱有当，何至今独言民穷财尽也？③”刘大夏答道：我在两广时，见广西征铎木，广东市香药，所费皆以万计。于是，孝宗下令取消这些奢侈的征取，并下令天下“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④ 。大臣忠直敢言，孝宗能虚心纳谏，这是弘治政治比较突出的一点。

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⑤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如这时，明初

② ④⑤《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③ 《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① 《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② ③⑤《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④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建立的户口赋役制度已遭受严重破坏，世家豪族的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国家控制的田地赋税大量流失，财政匮乏，兵饷不继，宦官监军及滥封传奉官的问题，都对弘治政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弘治时期，土地兼并趋势严重，皇亲国戚占田请田动辄千顷，甚至连宦官也占据了大量民田。弘治十年八月，孝宗张皇后之兄寿宁侯“有河间赐地四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粮二分”① 。因户部尚书周经奏言阻止，孝宗未同意其加税的要求，但千余顷民田后来仍为其所侵占。弘治十二年，便发生了寿宁侯与河间民构田的案件。十三年，皇都近旁的河间民田已大部成为贵戚的庄田，以致户部侍郎何进与巡抚高铨前往勘察时，河间人民“冤声撼野，至拥州县吏不得行”② 。十八年，又有巡抚保定都御史王璟“乞罢诸内珰田，尽归之民”的奏疏。虽然对于臣下的意见，孝宗大都予以采纳，对这些夺田占田事件作了处理，但同时，孝宗本人又不断地封赐贵戚勋旧以大量的田地。这种矛盾的做法无疑又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所控制的田地大量减少，势必导致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弘治时期的财政已相当匮乏，以致“边圉多警，许生员纳马入监，有七千余名。川、陕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粮入监，通前共有数万余人”③。军费不足、荒歉救济竟然要通过滥收生员入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状况之拮据可见一斑。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使出行，路经天津，适遇旱灾，一路上，只见“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①。弘治时期财政匮乏的状况及其导致原因，李东阳的奏疏中都作了形象的描述和中肯详尽的分析，孝宗看了颇为嘉叹，将章奏交付有司。明中后期，财政状况江河日下，这是历朝积弊所致，因循祖制的明孝宗企图在不变更“祖宗成宪定规”的前提下改变这种状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宪宗成化末年，宫中传奉官达干余人，孝宗即位后即淘汰了大部分传奉官，但由于孝宗囿于祖制，不能下决心革除旧弊，到弘治末年，传奉官又增至八百余人。对宦官监军的问题，兵部尚书刘大夏曾向孝宗指出，由于监军宦官贪污纳贿，克扣兵饷而导致兵饷常乏，孝宗则认为“第祖宗来设此辈已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久，安能遽削之”②。孝宗有心求治，也能听取臣下的意见，但他因循守旧，只能在陈规旧制的桎梏下修修补补，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而，弘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逝。临死前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让他们尽心辅佐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