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特有的税使制度

永乐以后，宦官恃势横行，干预朝政现象日见普遍。正统年间，有内官到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抽盘，宦官染指商税自此而始。正德三年

（1508），内监高魁督抽荆州商税② 。嘉靖四年（1525），中官在京师九门收税，每门竟增至十余人，“轮收钱钞，竟为朘削，行旅苦之”③。真定抽分厂更是常有内监盘踞其中。但这种派遣和涉足税务，还是小规模的，尚未形成大气候。

万历二十四年（1596）后，明神宗为搜刮矿业和商税所得，命令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皆由内官充任，以监收各地的矿税、商税。有关商税使的记载是：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始命中官张晔征税通州张家湾”，这是神宗派出的第一个税使。不久，“命中官王朝督征天津店租”。自是，二三年间， “税使四出”④，派往各“通都大邑”⑤。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在这以后的三年中，派往各地的税使具体人员是：高宷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江，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

③ 《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④ 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⑤ 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⑥ 《大明会典》卷二○四《抽分》。

① 杨成：《厘正起运板本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一。

② 朱睦■：《皇朝中州人物志》卷十《高魁》。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十》。

④ 《明通鉴》卷七一。

⑤ 《明史》卷三○五《宦官传》。

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 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其中有的是“专遣”，有的则是由矿监“兼摄”。

税使一出，商人顿遭大殃。时人称，“自矿税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 自税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矿”①。这是因为内官税使仗恃皇权，打着奉命行事的旗号，凌驾一切，肆无忌惮，横征暴敛。其搜刮民财、鱼肉百姓，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毒辣，前所未有。

主要有：（1）重征叠税，同一种商品在运输、交易中多次被税使征税。税使及其爪牙，无视历史定规，在交通路道任意增设关卡以征商税，“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②。如陈奉在湖广，“水则阻塞舟商，陆则拦截贩贾”③。山东、河北一带，原已有二税使，“落地之税已属张烨（晔），南来之税又系马堂”。不久朝廷又派出王虎也为该地税使。王虎一到，则“旁搜蔓行，商船过地，无不波及”，以致“区区一隅，三监并列，重叠征收， 商民困累”④ 。就连户部也认为，“今榷税中使项背相望，密如罗网，严如汤火”⑤。（2）增加税种、税目和税额。税使所到之处，“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⑥。他们“穷天索产，罄地伐毛，宇宙间靡有留利”⑦，“始犹取之商税，既则取之市廛矣；始犹算及舟车，既则算及间架矣；始犹征之货物，既则征之地亩，征之人丁矣”⑧。高宷在福建，“诸关津饷税毕尽献”⑨。梁永坐镇陕西，所征十万之税，“皆系各州县裁役夫， 勒牙户，括间架，征蔬果，克廪膳，剥军需以充之”①。浙江的应税物件， 只凭宦官及其随从任意点派，“其最细者如民间卧床草荐，儿童作戏鬼脸， 亦在税中，鄙琐极也”②。连对家中有大厅者，税监也要加征门槛税③。福建一些小县城，自从“中贵至，倍征三之”，商税“几与中原大都会埒矣”④。

（3）实行包税，即拘持商户，让他们包收一方税款的做法。如宣府地区，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

②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树旗建厂，指税使的爪牙到处滥用旗牌，设立临时收税站。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八。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一。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九。

⑥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⑦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四。

⑧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三。

⑨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三》。

① 邹漪：《启祯野乘》卷二《余尚书传》。

② 李乐：《见闻杂记》卷六。

③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下。

④ 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

由于税使的加税增额，使商贩稀疏，税不及额，于是税使就“递年佥报行户， 责以包收”，结果被佥报者“大者破产，小者倾囊，每一践更，合镇骚然”

⑤。有些地方本无物产可税，但税监却将商税矿税同时压在当地商民身上，

“包矿者此民，包税者亦此民，吮髓吸血”⑥。有些地方，包矿包税殃及闾阎小民、村居茅房。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一些地区恶珰搜税已到了“无地无人无物不税，亦无地无人无物之税而非包”⑦ 的地步。（4）税外掠夺。税使“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⑧。高宷在福建征税，“正税外索办方物”⑨。太监陈增名下参随程守训，每日都持钦命牌闯入富商之家，“搜求天下异宝”。对于稍殷实者，也不放过，“罗而织之”，“非法刑阱备极惨毒，其人求死不得，无奈倾家鬻产跪献乞命，多则万金，少亦不下数千”①。

明代的税使制度，受害最深重的自然是商业。千百商人在税使的威逼下，或“弃家逃窜”，或“立见倾荡丧身”。许多繁华的城市，在税监的疯狂掠夺下，店铺倒闭，商旅驻足，负贩稀踪，市场萧条。当时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命税监四出抽分征税，“商税重而转卖之处必贵，则买之价增， 而买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处必贱，则卖之价减，而卖者受其害。利虽仅取及商，而四民皆阴耗其财，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于明加田税也”②。

税使制度的推行，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也遭到从朝廷到地方无数官吏的强烈反对。广大城居之民，更是对此进行了殊死斗争，发动了一起又一起反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而且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史无前例。这一切迫使明神宗对自己的举动有所顾忌，万历三十三年

（1605）后，他在滥派税监上有所收敛，对有关政策有所调整，对税监有所约束，然而，终未彻底废除。直至神宗死后，其子朱常洛即位，才“传令旨， 命矿税尽行停止”。税监张晔、马堂、胡滨、潘相、丘乘云等，“即行撤回”

③，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税使制度。

⑤ 《明神宗实录》卷四六八

⑥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四。

⑦ 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转引自王春瑜、杜婉言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

⑧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⑨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七。

② 张应俞：《杜骗新书》十九类《太监烹人吸精髓》。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