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甲编 序 说 第一章 文献资料第一节 基本史料明 实 录

明实录是明朝官修的“国史”，是明朝最重要的官修史籍。明朝共修有

十三朝实录：

《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

《明太宗实录》一百三十卷；

《明仁宗实录》十卷；

《明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

《明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

《明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

《明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

《明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

《明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

《明穆宗实录》七十卷；

《明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六卷；

《明光宗实录》八卷；

《明熹宗实录》八十四卷。

其中建文朝无实录，《太宗实录》前九卷为《奉天靖难记》，不书建文年号，只写元、二、三、四年，卷十上至卷十五记建文四年（1402）秋七月燕王朱棣夺位后之事，时未改元永乐，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虽未单独修纂，却也未废年号。崇祯朝明亡， 故无官修实录。

明制，新皇帝登极后，即诏修前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嘉靖前藏于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后，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内阁。

《明太祖实录》凡三修。《明史·艺文志》记：

《明太祖实录》二五七卷。建文元年（1399）董伦等修。永乐元年（1403）解缙等重修。九年（1411）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1351），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首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①

今所见之《明太祖实录》，即三修本，前二修本则均已不得见其书。

《明太祖实录》三修本成书于永乐十六年（1418）。自建文元年初修之始，至永乐三修告竣，二十年间三成其书。中经“靖难”之役燕王夺位，政事、人事变动甚大，因而引起对本书的各种议论，加之历来史家多称颂建文“宽仁”，不满于燕王夺位后对建文遗臣之杀戮，故多指斥永乐中之三修， “事皆改窜，罪在重修”①。然而究其修纂史实，并不尽如此。

《明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元年正月，书成于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 前后凡三年。

当洪武晚年，太子朱标病逝，太孙朱允炆年幼，诸王觊觎皇位，藩衅已萌。洪武三十一年（1398）七月，命曹国公李景隆突执周王，废为庶人，数日后，便有“征江西处士杨士奇充实录纂修官”之命②。至建文元年正月正式开局修书，则同月又废代王。四月湘王自焚，五月废齐王，六月废岷王， 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靖难”之役爆发。建文三年十二月书成上呈时，则燕王挥师南下，战局已定。半年后燕师入南京。由此可知，其一修《明太祖实录》始于“靖难”起兵之前夕，终于燕王夺位之前夕，大略与“靖难”之役相始终。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修成的《明太祖实录》中，对于燕王及诸藩的记述，自然会多有指斥之处。因此燕王夺位后，“以前任知府叶惠仲等修《太祖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③。

既然《明太祖实录》中有此记述，燕王朱棣夺位后必然亟命修改，建文四年（时改称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此距燕王夺位仅三月，而距建文一修成书尚不足一年。①利用这次改修《明太祖实录》以正其夺位之名，这与当时大戮建文遗臣目的乃是一致的。

这次重修，前后仅用了八个月，至永乐元年六月即匆匆成书。全书一百八十三卷，分写一百六十五册，此即所谓《明太祖实录》二修本。②从修纂时间及过程来看，这并非一次真正的重修，而只是在原书基础之上，将其中触犯忌讳之处作删改增订而已。这是出于当时形势所需，“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③。因此便决定了此书必然还将有第三次修纂。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始于永乐九年，至十六年五月书成，历时六年七个月。全书计二百五十七卷，分写二百五十册，又有《宝训》十五卷， 分写十五册。④

① 张岱：《琅 文集》卷三《征修明史檄》。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监修实录》。

③ 《监修实录》作叶仲惠。今据《明史》卷一四三本传改。

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② 李景隆、解缙：《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首。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永乐九年十月乙巳。

④ 夏原吉：《进实录表》，《明太祖实录》卷首。

这次修纂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当时全体内阁成员几乎都参与了修纂工作；再是监修官姚广孝和夏原吉均直接参与修纂工作。

从这三次修书参与的人员来看，虽然主要修纂者人数相当，但情况却有所不同。一修、三修用人较为精当，二修人数虽多，却有不少挂名而实未与者。如《进实录表》中所列之王景、胡俨、杨荣、金幼孜等，《明太宗实录》、

《明史》等书均未记其与修之事。其领衔监修者李景隆才品均劣，又多用监生、生员，此为永乐之初，史官乏人，且当时在政局变动之后，人心未定， 岂能尽心于考订编修国史。至三修之时，朱棣已用胡广之言，停止追治所谓“奸党”，时当永乐盛世，所用多为当时名臣，着力于“访问考稽，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①。因此三修本从内容上不仅较前二修丰富， 而且较前二修为好。

《明太祖实录》一修、二修本今均已不得见其书。《明太祖实录》二修书成，即焚一修本，为使不留改动之痕迹。但三修书成，却并未焚二修本。是以二修本曾传至明末。明末清初顾炎武曾记：“闻之前辈老先生曰：《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之时，则其书已焚，不存于世矣。再修于永乐之初，则昔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书，而洪水滔天之后，遂不可问。”②

明实录中另一部被改修的是《明光宗实录》。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实录仅八卷，但却经历二修。《明史·艺文志》记：

《光宗实录》八卷，天启三年（1623）叶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 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1628）始进呈，向高本并贮皇史宬。③

《明光宗实录》的改修，源于明万历以后的党争。据史载初修本出于周

炳漠、张鼐之手，而由叶向高裁定。“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臲■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后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忠贤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① 对此，叶向高早有所虑，曾说：“光宗在位仅一月，实录所载多潜邸时事， 然其间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脱稿日余与同官互阅，皆以为允。而自余归后，言者哄然，以张差、进药、移宫三事为非是，得旨改正。”② 张差即“梃击”之主犯，进药即“红丸”案。这明末三案是阉党与东林党冲突之焦点。待到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大肆诛灭东林党人后，便必然要改述其史事。朱国桢《皇明大政记》称：“光宗在位止一月。实录先上，以‘三案’改修。盖群奸仗魏逆之势恣行如此。首先建议者黄承昊也，把持涂改者

① 姚广孝：《与夏尚书》，《明经世文编》卷十三。

②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

③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

① 《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②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

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也。”

阉党所篡改，以“三案”史事为主，但光宗在位仅一月，为太子时有“梃击”案，即位后有“红丸”案，死后又有“移宫”案，贯穿其全部活动，实属大事，是非亦明。阉党所改之《光宗实录》，“不为人采信，明史馆不予传录，故终于湮没无传也”③。今所见《明光宗实录》乃叶向高等原修本。

明十三朝实录，除《明太祖实录》、《明光宗实录》经重修外，余皆无重修本。

清人徐乾学曾对明诸朝实录给予概论：

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④

此为就明实录本身之比较而言，至于明实录之史料价值，则自明朝以

来，史家多有所议论，且多批评之辞，惟明史家王世贞及清人万斯同较为公允。

王世贞称：“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①

万斯同虽对明实录“暗于大而明于小，详于细而略于巨”②给予批评， 但仍对其有推崇之论：“吾少馆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从故家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 莫不网罗参互，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③

明实录从《太祖实录》起便强调事直文简，理明义彰，对典章制度记述尤为详明，成为后世研究有明一代典制的最主要史料。明实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收有重要人物传记，其中虽间有隐讳失实之处，但仍保留了较为丰富之史料，成为后人纂修明史列传及研究这些人物和历史的重要资料。

对于明实录中保存的史料，不同研究范围的人，见解也不相同。总括来看，明实录所记，偏重于政治事件、制度，而缺乏社会经济方面内容，这是

③ 影印本《明光宗实录校勘记》。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一》。

② 万斯同：《群书疑辨》卷十二《读太租实录》。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万先生斯同传》。

史官们囿于封建正史编修传统之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