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忱以后的均田改革

均平江南官民田负担的改革是时代的要求，大势所趋。所以“忱既被劾， 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①。其继任者亦沿着周忱制定的改革方略向前推进。景泰五年，陈泰继任江南巡抚，鉴于“富室多轻额，其重者多在贫下”，陈泰“因以周文襄之法推广调停”，下令论田加耗，“民田五升之田倍其赋，官田之重者止取正额。泽始均而赋不损，上下便之”②。陈泰之后的继任巡抚李秉萧规曹随，“一守成法”，并制定了具体的加耗则例：亩征六斗以上田只征正粮不加耗，亩征五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斗五升，亩征四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三斗，亩征三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六斗，亩征二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八斗，亩征一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五升，亩征五升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一斗五升。陈泰、李秉的论田加耗与周忱平米法相比，尽管都是田无分官民一律加耗，但周忱加耗无论科则轻重一律加征一石七斗，而陈泰、李秉加耗却是“以赋之轻重递盈缩”，科则重的官田加耗少、甚至不加耗，科则轻的民田加耗多，通过征收数额不等的耗米渐次实现官民田税粮的均平，因而是历史的进步。但遗憾的是，李秉之法“其例甚平，而难于稽算，吏不胜烦扰”①，故其均平的实际效能大打折扣，又加其上任不到一年即坐举知府违例罪被逮，人去政废。接替李秉任江南巡抚的是崔恭，他一上台就废除了李

①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② 康熙《松江府志》卷三二《名宦》。

① 《明史》卷一五九《崔恭传》。

秉的改革，“悉如忱旧”，恢复了先前的论粮加耗，苏州府吴江县每正粮一石征耗五斗② ，松江府“华亭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七斗或减至五斗，上海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九斗”③。这种做法，使得税粮越重，加耗愈多，“民嚣然不便”④ 。天顺五年，左副都御史刘孜巡抚江南。他在增辟财源的基础上对官民田负担进行整饬。当时由于江南赋繁役重，百姓纷纷逃亡，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仅松江府就有四千七百余顷积荒田。刘孜奏定召佃荒田例，“召民开佃，不论原额。肥田亩税米三斗，瘠者二斗，谓之官租，不起科加耗。民欢趋之，芜秽尽辟”①。其垦荒所得羡米或用于抵充荒田虚税， 或用来资补正粮加耗。针对官民田负担不均，刘孜因地制宜，苏州府论田加耗，“以陈（泰）、李（秉）二公所定酌为四则，正粮六斗以上加一斗，四斗以上加四斗，一斗以上加五斗五升，一斗以下加一石二升”②。松江府论粮加耗，华亭县每石秋粮加征耗米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县每石加征耗米八斗五升至六斗。伴随着垦田面积的扩大，苏州耗米“后亦稍减”，而松江府正粮加耗也降至五斗。降至成化二十二年，浙江常山人樊莹知松江府事。为杜绝田输运纳时仓场书手侵盗害人之弊，樊莹“请革民夫，俾粮长自运，宽其纲用以资之”。针对当时“粮运纲费与供应军需皆出自余米，既收复粜， 辗转重烦”，以致运夫折阅逋欠积累的状况，他令“夏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 其余应变易者尽征白银，见数支遣”③。其数“华亭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银一钱五分；上海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银二钱”④。樊莹的论粮加耗与周忱、崔恭，乃至刘孜等人之法无甚差异，但他将耗米折银， 在田赋制度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实，正统以后，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赋役负担的手段逐渐为江南人所认同和接受。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高下定加耗多寡，有利于耕种官田的人；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定加耗多少，有利于民田拥有者。但就两种加耗方式而言，其侧重点仅是田土的社会属性——官田与民田及与之相对应的税粮，田地本身的自然属性如各地土质不同、产量高低悬殊、灌溉条件好坏等却被忽视。以松江府华亭县为例：中乡近郭，在黄浦江两岸，亩收不到一斗；西乡依泖湖，多膏腴之田，岁亩收三石以上；东乡滨海，地高土瘠，岁亩收仅棉花十余斤或绿豆几斗余①。纳税户为维护自身利益，“东乡粮轻而收利薄，此愿粮上加耗也；西乡粮重而收利甚厚，此愿田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③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田赋》。

④ 傅维鳞：《明书》卷六七《土田志》。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③ 康熙《松江府志》卷二二《名宦》。

④ 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四《职官志》。

① 何良傅：《与郡守刘沂东书》，《明文海》卷二○六。

上加耗者也”②。依土地自然属性差异来确定不同加耗标准的呼声日益高涨， 于是便有弘治八年江南巡抚朱瑄的《分乡论田加耗例》的颁行。他规定按照土质的不同，将松江府所属华亭、上海二县各分为东、中、西三乡，各乡以统一科则征收耗米：东乡亩加耗一斗一升，中乡亩加耗一斗三升，西乡亩加耗一斗五升。后来又将东乡分为沿海、不沿海两则，沿海亩加耗一斗，不沿海亩加一斗一升。此外，华亭县中乡亩复加耗一升，上海县中乡亩加斗三升、西乡斗六升。③分乡论田加耗法以加耗之均求田粮之均，它分乡论等，与田赋科则轻重无关，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均赋。但是由于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④，将土地肥沃亩产较高的西乡田多征耗米，这自然遭到了士大夫豪右的抵制，所以弘治十一年新任巡抚彭礼即在松江恢复以往的论粮加耗。弘治十五年彭礼为缓解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纷争，在松江知府刘琬的协助下制定出一套折衷方案：官田加耗于粮，每石征平米一石六斗；民田加耗于田，每亩征耗米一斗二升⑤ 。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官田民田税额皆上升。实践证明这种折衷之法很难行通，故正德二年， 巡抚艾璞又恢复了朱瑄的老办法，只是征收耗米略有下降。但正德六年新任巡抚张凤上台后再次改为论粮加耗。

自宣德到正德朝，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官民田负担的手段，经历了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多次反复，它实质上是封建皇帝与封建地主相互争夺地租斗争的反映。朱明皇帝为维护封建郡国之需，通过广置官田将江南作为财赋的渊薮。明中叶以后由于科举制的蓬勃发展，江南缙绅地主迅速崛起，“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①。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广占良田， 一方面千方百计以求轻赋，所以就造成“民田率归豪右，而官田累贫民”②， 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而册籍类寄于东乡，田多缓征之处”

③的局面。加耗法之争实质上就是利益之争。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确定耗

米额，官田科则重，加耗少，民田科则轻，加耗多，这自然有助于解决官民田科则的畸轻畸重，但是论田加耗触动了广占民田的豪右士大夫的利益，因而他们群起抵制，其直接后果一是“辄减田土总额”，一是“钱粮不清”④。封建朝廷财赋不保，对此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另外，由于不同科则之田加耗各异，其改折种类亦各不相同，这就使原本复杂的田赋科则更加繁多细碎，

②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③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④ 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⑤ 康熙《松江府志》卷六。

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

②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③ 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④ 参见康熙《松江府志》卷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

苏州一府田土科则达一千余则，湖州府竟达四千四百四十七则⑤，而这反过来又为豪强胥吏营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官民之田，旧不过十余则，近则乃至千余，自巧历者不能算，惟奸民积年出没其中，轻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税寄之官宦，谓之诡寄；或分散于各户，谓之飞洒；有司拱手，听其所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于则数之细碎故也。”① 从而使原来均平官田民田税额的效能难以全部实现。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征收耗米，官田科则高，其耗米必多；民田科则低，其加耗也少。这对民田私有者——豪右士大夫自然有利，他们力主论粮加耗以实现转嫁赋税负担给耕种官田的贫民的目的，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但论粮加耗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万历时的赵用贤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田始有赋，凡与之贡赋，未有不因于田之多寡。惟田数未定，而概以粮数派征，此侵渔隐蔽所由起也。”

②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企图通过加耗来作为实现赋役均平的手段已显得力

不从心。正德以后，朝野请求将“田粮无论官民，合为一等”的呼声日渐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