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正确认识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弄清包括明代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关键问题之一。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农民的身份与地位。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究竟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简单说，就是公有制（国有制）还是私有制。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其田土制度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即《明史·食货志》所说的：“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研究明代土地所有制形式，必须从这两大类田制入手，对此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但具体到明代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到底是什么，诸家所见就大为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的有：

**国有支配说。**持此说者承认明代同时存在着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两种形式，但占支配地位的是国家土地所有制（或称皇族土地所有制）。只是到了嘉靖、万历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自由买卖）的不断发展，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日益加强，土地国有制的形式才渐渐地不占支配地位。至清代初年“更名田”的立法，才最终标志着国有土地所有制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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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支配说。**这是一种比较普遍流行的说法。持此说者同样认为明代同时存在着上述两种不同形式。但在整个明代，就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实现而言，占支配地位的自始至终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也只能是它的补充形态。理由是，有了地主政权，才能出现土地国有，才能产生皇族。把皇族的产生及其土地所有

① 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 1962 年版；《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

制作为封建政权产生的基础，是倒因为果。明初官田的增加，不是国有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表现，而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无限制发展引起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使地主政权的财政基础削弱了，才用这种办法与地主进行对抗。赋役制度上，“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出现，同样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反映①。

**国有说。**持此说者从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所有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其主要论据是：第一，中国封建社会，是“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这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和权力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权力支配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就是经济权力”。“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不是经济权力”，是政权，不是资本。第二，皇帝控制着全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土地（包括矿产、森林、川泽）和人民。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和人民是归帝王所有。“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没有哪一位帝王及其官僚不说土地和人民是帝王所有”。土是“王土”、民为“王民”，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的家业私产。土地、山林、川泽，“被帝王据为私有，便成为他们持以役使剥削人民的条件”。因此， “古代封建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皇帝是“最高最大的地主”。第三，皇帝用户役法把全国人民编制起来，驱使各种役户为之种田、造作、煮海、冶炼、经营各种生产，即服各种役，叫户役。编户齐民没有政治权力，皇家之法“保护的是藉以产生赋役的私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而不是对它的所有权”。个体农户是“小土地占有者”，他们“种朝廷田”、“纳朝廷税”，绝对强制地为皇帝纳粮当差。土地是皇帝为役户执行其本分差役而给予或许其管业的。皇帝之所以使役户与恒产相结合，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其目的是为了产生赋役，为了办纳所需要的各种徭役。就是说，编户齐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第四，封建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的田土还不是抛向市场，毫无封建超经济强制剥削牵挂，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第五，在明朝，有的地土禁止买卖，连典卖都不许，怎么能说得上编户民的地土，编户民对之有所有权。今人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土地所有者，多力称编户民（各类役户的总称）占有的土地是他们私有的，各具有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须知封建社会的土地不是市场上的商品，它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能使佃种者（占有者）供办超经济强制的劳役。因为佃种者对它没有所有权，所以能被所有者朝廷禁止典卖①。这是至今为止对明

① 参见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侯外庐先生意见的商榷》，《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 1962 年版。另参见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李文治：《论明代封建土地关系》，《明史研究》1991 年第 1 辑；姜守鹏：

《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① 以上参见张显清：《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论——记近年来王毓铨先生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论述》，《明史研究》第 4 辑，1994 年。

代及整个封建社会国家土地所有制最完整、系统的看法，也是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国有”说最明确的表述。

**关于明代江南官田所有权诸说。**官田为明代田土制度中之一种形式。就数量言，全国以民田居多，但官田也占一定的比例。据《明史》统计，弘治时官田占全国田土总数的七分之一。而且影响很大，在国家财赋收入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的出现，是明代土地关系发展的必然，也是封建国家与地主之间争夺地租分配的深刻反映。

明代官田，以江南苏、松诸府为最集中。

关于明代江南官田（包括各地官田）的所有制性质，在明、清两代已有不少人认为：官田是封建国家的田土，民田是民间私人的田土，“官（田）者，官（官府）之所有，给民耕之；民（田）者，民自买卖者也。”“官田者，抄没入官，朝廷之田也。”“官田者，朝廷之有，而非细民之产；耕之者乃佃种之人，而非得业之主。”“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虽然这些话说得如此明明白白，但是并没有为众人首肯。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国有”和“私有”两种不同说法，迄今仍无定论。八十年代以后，明史学界在探究明代“江南重赋”的由来和发展时，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但依然不能取得一致的结论。

伍丹戈在论述明代均田、均粮运动时，对明代官田的起源、发展、种类、科则、负担、数量、比例、阶级关系以及官、民田土制度差别消失诸问题，从官田的变化、理论与实际脱离、官田买卖等方面，对它的所有权问题作了极其清晰的表达：明代官田最初（明中叶以前）是“封建国家所有而不是民间私人所有”。然而这“也只是在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官田如果确实属于封建国家所有，那末它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官田的使用人或占有者决不能将它作为商品出售，也不能独自转让他们的租佃关系；第二，使用官田的人向封建朝廷缴纳的是地租，而不是赋税，这一点应该得到公认，不能认为按照租额征收，就是负担过重。可是这样两个条件，就在明太祖籍没土地、设立官田的时候，在江南的官田上，也没有真正实现，顶多是有过不完全的实现”。“官田使用人将他们所占有的官田出卖，从理论上说，是不合法的，但是实际上他们都用出让租佃关系的方式来实行田土的售卖”。由此可见，“明代的官田，无论是在它的买卖上，或是在占有地租上，都不能充分体现出封建朝廷的所有权。官田已经不能成为这个封建朝廷实现它的意志的专有领域。特别是由于官田冒充民田出售和民田冒充官田出卖，官民田土到明朝中叶已经发生极大的混乱”。“中叶以后，官田和民田在实际上已经不再成为土地所有制上的不同种类，它们已经不能体现所有制上的差别；它们已经只是封建朝廷田赋负担上的不同种类，它们体现了赋役负担上的轻重。尤其是苏、松一带官田问题严重的区域，官田成了沉重的

赋役负担的名称或标志”①。

明代官田，各地皆有。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影响最大，闹得最凶的是关于苏、松诸府官田的问题。苏、松官田与其他地区官田的区别，主要是宋元两代遗留下来的旧额官田，以及明初新抄没的近额官田特别多。江南，又是明代田赋首重之区。因此，从明初开始迄清初数百年间，朝野各界对这个问题始终吵得不可开交，而争论的焦点还是官田的所有制问题。因而也成为明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浓厚兴趣，纷纷加入讨论的行列。除上述伍氏一说之外，还有其他多种说法。兹择两种于下：一种与伍氏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明代江南官田不是国有土地，是一种

特殊的民田。它大量由民田转化而来以后，只是在形式上称为官田，并未改变其原来的民田性质，仍与民田一样可以自由买卖。因此，与其说它是官田，不如说它是具有官田色彩的民田，或者官田化的民田、重赋的民田更为合适。它和民田的区别，仅仅在于税粮科则不同，不在于所有制性质的差别。

另一种以为：从明初到明中叶，官田的“所有权是属于官府的”，是为国有土地，而非民间私人田土。它交纳的是官租，而不是税粮，或者说是地租和赋税合二为一。自明中叶官民田科则实行合并划一以后，官田的所有权性质才发生改变，大量私有化。

明初出现的某些买卖官田的现象，并没有改变其国有性质。不能以后期的私有化去否认前期的国有化。当然，也不可以前期的国有化去否认后期的私有化①。

关于其他一些田土的具体形态问题，学界也有所讨论。李文治在《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方法论问题》（《经济研究》1963 年第 5 期）、

《明清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研究》1963 年第 8、9 期）、《从地权形式的变化看明清时代地主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等论文中，围绕封建剥削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从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深入分析了明代庄田、屯田的属性。认为：庄田为土地私有制的一种形式。其中，勋戚庄田是一种具有官田形式的贵族私有制，庄田劳动者的全部剩余产品为庄园主所占有，最后它也向民田转化。

屯田的情况较为复杂，前后变化很大。虽然后来出现民田化，但总的说来属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 1965 年版），全面论述了明代军屯制度的产生、作用，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其“民田化” 的演变过程，体系严谨，史料丰富，论证周密。

在明代土地所有制形式研讨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意见分歧，原因

① 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① 以上分别参见樊树志：《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唐文基：《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同刊《明史研究论丛》第 4 辑；林金树：《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重赋问题》，《明史研究论丛》

第 1 辑；郭厚安：《明代江南赋重问题析》，《西北师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

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史料限制与对史料的理解问题。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理解运用，各人认识不同。三是由于对明代土地问题研究不够深透。据粗略统计，论文仅数十篇，专著则只有数种。自永乐以后至嘉、万以前土地关系演变进程，可以说知之甚少；在地域上又多局限于江南一隅，对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了解得更少；对各类地主和农民阶级各阶层的土地占有量也缺乏定量分析。官田的租佃关系性质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