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统计混乱不堪

下面，再检讨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混乱现象。

明太祖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户口统计。早在明建国以前，他就为建立户口统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建国以后，又不惜人力、物力，直至派遣大军下乡，和各级地方官一起，普查人口，核实登记。然后逐级汇总上报朝廷， 每年年终由中书省将户口增减情况报告皇上。洪武十三年（1380），中书省革除以后，这项工作改由户部负责。洪武十四年编造赋役黄册以后，户口登记和管理更加严格、细密。由里甲长督责挨家挨户登录人丁事产，审核造册， 一式四份，一上户部，其余分别保存于布政司、府、县，以便复核、比照。户口统计项目之详细，要求之严格，方法之完备，绝非前代所可比。按理说， 明代的户口统计应是清清楚楚，人口数也应是一目了然。但令人感到不解的，事实偏偏不是这样。无论是地方司、府、州、县等基层单位编造的，还是中央有关部门（户部）进呈皇上的，可以说都是一团混乱。明太祖在世时已经出现不少问题，明太祖以后问题更加严重。

为了便于检讨、分析，先将《明实录》所载历年人口数摘录于下（户数略）：

洪武十四年（1381）59873305 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56774561 人。建文四年（1402）56301026 人。

永乐元年（1403）66598337 人。

永乐二年（1404）50950470 人。永乐三年（1405）51688500 人。永乐四年（1406）51524656 人。永乐五年（1407）51878572 人。永乐六年（1408）51502077 人。永乐七年（1409）51694769 人。永乐八年（1410）51795255 人。永乐九年（1411）51446834 人。永乐十年（1412）65377633 人。永乐十一年（1413）50950244 人。永乐十二年（1414）51618209 人。永乐十三年（1415）51524436 人。永乐十四年（1416）51878172 人。永乐十五年（1417）51501867 人。永乐十六年（1418）51694549 人。永乐十七年（1419）51794935 人。永乐十八年（1420）51446434 人。永乐十九年（1421）51794228 人。永乐二十年（1422）52688691 人。

永乐二十一年（1423）52763178 人。永乐二十二年（1424）52468153 人。洪熙元年（1425）52083650 人。

宣德元年（1426）51960119 人。宣德二年（1427）52070885 人。宣德三年（1428）52144021 人。宣德四年（1429）53184816 人。宣德五年（1430）51365851 人。宣德六年（1431）50565259 人。宣德七年（1432）50667805 人。宣德八年（1433）50628346 人。宣德九年（1434）50627456 人。宣德十年（1435）50627569 人。正统元年（1436）52323998 人。正统二年（1437）51790316 人。正统三年（1438）51841182 人。正统四年（1439）51740390 人。正统五年（1440）51811758 人。正统六年（1441）52056290 人。

正统七年（1442）53949951 人。正统八年（1443）52993882 人。正统九年（1444）53655066 人。正统十年（1445）53773934 人。正统十一年（1446）53740321 人。正统十二年（1447）53949787 人。正统十三年（1448）53534498 人。正统十四年（1449）53171070 人。景泰元年（1450）53403954 人。景泰二年（1451）53433830 人。景泰三年（1452）53507730 人。景泰四年（1453）53369460 人。景泰五年（1454）53811196 人。景泰六年（1455）53807470 人。景泰七年（1456）53712925 人。天顺元年（1457）54338476 人。天顺二年（1458）54205069 人。天顺三年（1459）53710308 人。天顺四年（1460）53747400 人。天顺五年（1461）53748160 人。天顺六年（1462）54160634 人。天顺七年（1463）56370250 人。天顺八年（1464）60499330 人。成化元年（1465）60472540 人。成化二年（1466）60653724 人。成化三年（1467）59929455 人。成化四年（1468）61615850 人。成化五年（1469）61727584 人。成化六年（1470）61819814 人。成化七年（1471）61819945 人。成化八年（1472）61821232 人。成化九年（1473）61823480 人。成化十年（1474）61852810 人。成化十一年（1475）61852891 人。成化十二年（1476）61853281 人。成化十三年（1477）61853581 人。成化十四年（1478）61832198 人。成化十五年（1479）71850132 人。

成化十六年（1480）62456993 人。成化十七年（1481）62457997 人。成化十八年（1482）62452677 人。成化十九年（1483）62452860 人。成化二十年（1484）62885829 人。成化二十一年（1485）62885930 人。成化二十二年（1486）65442680 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50207134 人。弘治元年（1488）50207934 人。

弘治二年（1489）50302769 人。弘治三年（1490）50307843 人。弘治四年（1491）50503356 人①。弘治五年（1492）50506325 人。弘治六年（1493）50539561 人。弘治七年（1494）50614196 人。弘治八年（1495）50678953 人。弘治九年（1496）50727539 人。弘治十年（1497）50765186 人。弘治十一年（1498）50855375 人。弘治十二年（1499）50827568 人。弘治十三年（1500）50858937 人。弘治十四年（1501）50895236 人。

弘治十五年（1502）50908672 人①。弘治十六年（1503）50981289 人。弘治十七年（1504）60155835 人。弘治十八年（1505）59919822 人。正德元年（1506）46802050 人。

正德二年（1507）55906806 人。正德三年（1508）59425208 人。正德四年（1509）59514145 人。正德五年（1510）59499759 人。正德六年（1511）60446135 人。正德七年（1512）60590309 人。正德八年（1513）63284203 人。正德九年（1514）62123324 人。

① 《大明会典》记为 53281158 人。

① 《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记为 61416375 人。

正德十年（1515）62573730 人。正德十一年（1516）62573736 人。正德十二年（1517）62627810 人。正德十三年（1518）62664295 人。正德十四年（1519）62695812 人。正德十五年（1520）60606220 人。嘉靖元年（1522）61929862 人。嘉靖十一年（1532）61712993 人。

嘉靖二十一年（1542）63401252 人②。嘉靖三十一年（1552）63344107 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63654248 人。隆庆元年（1567）62537419 人。

隆庆二年（1568）62537419 人。隆庆三年（1569）62537419 人。隆庆四年（1570）62537419 人。隆庆五年（1571）62537419 人。万历三十年（1602）56355050 人。泰昌元年（1620）51655459 人。天启元年（1621）51655459 人。天启三年（1623）51655459 人。

天启五年（1625）51655459.5（口半）。天启六年（1626）51655459.5（口半）。

从上列《明实录》一组变化无常的数字中，可以明白看出，明朝官府的人口统计存在着诸多问题。

其一、有头无尾。按照明朝祖宗定下的制度：天下户口，“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而上列数字表明，从建文四年（1402）至天启六年（1626）的224 年中，通过《明实录》显示出来的、有户口统计数字的只有 136 次（年）。其中，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泰昌九朝最为完整，年年都有统计数字。建文缺三年；正德缺一年；嘉靖朝计四十五年， 仅有四次，缺四十一年；隆庆缺一年；万历朝计四十八年，仅有一次，缺四十七年；天启缺三年。从建文朝到天启朝共有九十六年没有户口数字，不知是有司没有进行统计，还是《明实录》没有登记。但它至少说明明朝的户口统计制度，从嘉靖朝开始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不像当初那样为人重视。

还有，按规定户口之数载诸“赋役黄册”，“赋役黄册”始造于洪武十四年（1381）。尔后，“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即每十年造一次。据此， 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 1644），则攒造黄册之年应为：洪武二十

② 《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记为 62530195 人。

四年（1391）、建文三年（1401）、永乐九年（1411）、永乐十九年（1421） 宣德六年（1431）、正统六年（1441）、景泰二年（1451）、天顺五年（1461）、成化七年（1471）、成化十七年（1481）、弘治四年（1491）、弘治十四年

（1501）、正德六年（1511）、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十年（1531）。嘉靖二十年（1541）、嘉靖三十年（1551）、嘉靖四十年（1561）、隆庆五年（1571）、万历九年（1581）、万历十九年（1591）、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三十九年（1611）、天启元年（1621）、崇祯四年（1631）、崇祯十四年（1641）。但在《明实录》里，从建文朝到天启朝，建文三年、正德十六年都没有记载户口统计数字；嘉靖朝只有四年有户口统计数字，而且皆非为造黄册之年；隆庆六年（1572）也没有户口统计数字（此年非造黄册之年）； 万历朝只有一年有户口统计数字，但亦非造黄册之年；天启二、四、七年也未见有户口数字（皆非为造黄册之年）。这也同样足以说明：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法制观念已经渐渐淡薄，祖制的威严已经遭到蔑视，再也不是按原来规定的时间，每十年都必须“更定其册”了。

其二，人口数越来越少。在《明实录》记载的 136 个人口数据中，人口

数最多的一年是成化十五年（1479），计为 71850132 人；最少的是正德元

年（1506），仅为 46802050 人。短短二十七年间，减少 25048082 人，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其余的 134 个数据中，6600 余万者 1；6500 余万者 2；6300 余万者 4；6200 多万者 17；6100 多万者 13；6000 万左右者 7；5900 多万者5；5700 多万者 1；5600 余万者 3；5500 余万者 1；5400 多万者 4；530O 多万者 18；5200 余万者 9；5100 多万者 25；5000 多万者 24。其中，5000 至5300 多万者计 76 个，5400 至 5900 多万者 14 个，两项计 90 个。可见，绝

大多数都低于开国洪武朝的三个人口统计数字。经过 200 多年的长期发展， 经济又比较发达，文化颇为繁荣，在此期间也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灭绝人口的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总的说来比较平静，人口数量反而出现如此大起大落，总的趋于下降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对此，《明史》的作者引用周忱的话说：“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 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周忱此言出自其宣德七年（1432） 所撰之《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时间上指宣德七年以前；空间上主要限于江南一带。不能用它说明全国的人口变化现象，更不能以此解释有明一代人口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其症结恐怕主要仍在于人口统计混乱、失实。

其三，变化无常。从列朝看，人口数量较多，且变动不甚激烈者，在永乐以后唯有成化一朝。其次，正德、隆庆二朝，亦大多数在 6000 余万人左

右。人口较少，但相对稳定者有永乐（只有永乐元年为 66598337 人、永乐

十年为 65377633 人）、宣德、弘治、天启四朝，均只有 5000 万至 5100 余万人左右。从整个升降走势看，呈波浪形状态：自永乐、宣德至正统中叶， 大多数只有 5100 多万人；由正统中叶开始逐渐回升，迄成化末年达到高峰，

增长为 6200 多万人，成化十五年高达 7100 多万人，成为明代人口最多的一

年；从弘治朝开始，又忽然大幅度跌落为 5000 余万人左右，弘治末年起再

度迅速回升为 6000 余万人；及正德、嘉靖、隆庆稍增为 6200 余万至 6300

余万之间；天启时再度回落到 5100 余万左右。成化朝是明代流民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而明朝官府统计到的人口数却最多。这种变化无章可循，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明史·食货志》的作者，引明人王世贞的话说：“太祖当兵燹之后， 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 将这段话，与前列数字对照一下，可以发现不少问题。一是靖难兵起“民数反增于前”不全面、不准确。洪武朝三次的人口统计数字不仅多于建文四年的 56301026 人，而且大大超过永乐二年至九年、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 5000

余万至 5200 余万之间（只有永乐元年、十年两次超过洪武年间）。二是“至

天顺间为最衰”，更与事实不符。天顺朝计八年，元年、二年、六年均为 5400

余万人，三年至五年为 5300 余万人，七年为 5600 余万人，八年为 6000 余

万人，均多于宣德朝和正统朝的 5000 余万至 5300 余万左右，与正统中叶以后至景泰末年基本持平。三是“成、弘继盛”之说欠妥。成化时，确实兴盛。而弘治时从统计数看，非但未能兴盛起来，反而大幅度下降为 5000 余万人左右，成为明代人口数量最少的时期之一。四是“正德以后又减”亦有误。除正德元年的 46802050 人之外，自正德二年起升为 55906806 人，三年以后

不断上升，从 59425208 人升至 63284203 人，直到隆庆朝仍保持在 6200 余万人以上，与成化时一样，同为明代人口数量较多的时期之一。万历以后才再度减少。

其四，连年照抄。照抄，亦称“抄旧”。所谓“抄旧”，顾名思义，就是每逢大造新册时，将旧册的数字，原封不动地抄入新册。在户口统计方面， “抄旧”现象最为典型的，当数隆庆、天启二朝。隆庆自元年至五年，年年都是为户 10008805、为口 62537419。天启计七年，有户口统计数字的有元年、三年、五年、六年四年。在这四年中，每一年均是为户 9835426、为口51655459①。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天启五年与六年比元年和三年每年都多出半口。所谓“五分丁”。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对此评论说：“一户未增，一户未减。一人未生，一人未死。如或有生有死，则死生口数不多不少正相当。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怪事，但在官场中这却是典型的惯行故事”②。

户口兴衰，取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在上述种种弊病中，最为突出的是变化无常，毫无规律可寻，以致不可能从户口数量的增减变动中，透视出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这种统计数据问题太多，不足为信。明朝官府户口统计中所存在的这些弊病，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而

① 天启朝的户口数字，实为抄自泰昌元年（1620）。

② 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 年第 13、14 期。

是“天下之通弊”。朝廷的统计数字是这样，地方司、府、州、县编造的册籍也是如此。对于产生这种弊病的根源，必须从当时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官僚主义恶习中去寻找。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存在，必然驱使官绅、地主疯狂追求财货，掠夺土地，奴役人民。同时为了减轻自家的赋役负担，利用权势， 有意隐瞒丁口，逃避户口统计。那些无权无势的广大贫苦农民，则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赋役剥削，而不断逃亡，飘泊四方，使官府难以准确地进行户口统计。至于官僚主义恶习对户口统计的危害，更是明显可见。从明初开始， 最高统治者为了保证赋役征调，一再强调天下丁口、田土“务不失原额”。其实皇帝所关心的只是赋税和徭役“不失原额”，税粮不得减少，劳役必须按时完成。而对于户口统计数究竟增减多少，他并不怎么感兴趣。那些官吏， 由于利益的驱动，为了安身立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益，为求得田土、户口之数“不失原额”，对于田土和户口统计一般都是应付差事，很少认真办理。有的为“避耗减之名，而开除不列”，失额的不除，新增的不加，不管它是否准确。有的干脆照抄“原额”，“大抵足旧数而止”。有的只求纸上的数字，不问实际情况。有的视统计造册为具文，“随时捏算”，胡编乱造， 因循苟且，徒事虚文。有的甚至营私舞弊、嫁祸于人。所以，明人说赋役黄册是“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为空中之影”，不实、不准。名为黄册， 实为“伪册”，根本靠不住。总之，是“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 皆仅儿戏耳”①。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时有变化。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由于明朝官府视户口统计为“儿戏”，混乱不堪，致使有明一代的户口之数，已经不是一般的差错，而是绝大多数令人难以置信。前引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一文，在谈到如何看待明朝官府的户口统计数字时，有一段非常深刻、精辟的分析：

第一，“就一般情况说，《明实录》和明朝史书里的官府户口数字，不可为据”；

第二，“明初立法严猛，一般人不敢轻易犯法脱漏户口。《明史》谓‘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明朝和其他各朝一样，政令都是先张后弛。政令张时，隐漏可能不会太多，官府户口数字或与实际大致相符”；

第三，“遇有认真办事的知府、知县，他们编造的户口数字就比较可信。认真的知府如况钟，认真的知县如桂萼、海瑞、叶春及、沈榜等。可惜的是像他们那样的认真办事的地方官为数极少”。

王毓铨的意见，尖锐而中肯，把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问题，以及后人在研究明朝户口之数时应持的态度，说得明明白白。据此，我们以为在考察明代户口之数的时候，应结合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大背景，利用现存的某些户口统计资料，以明初立法严猛的洪武朝的户口数为基础，以人口密度最大的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八《户口登耗之异》。

江南为重点，从宏观上加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