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的实学思想

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神宗万历初年的明代中期，封建自然经济机体内萌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封建统治日趋腐败，社会危机深重，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堕入寻章摘句、支离烦琐的境地，王阳明的“心学” 逐步取代了朱学的一尊地位。阳明心学强调以“吾心”之“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不以圣贤经书和理学教条为是非善恶标准的主张，在客观上为某些进步思想家反对圣贤偶像、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想提供了思想条件，从而把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在此时，有人已敏锐地指出阳明心学走向虚无、空谈的祸害，提出要从事“兴道致治之术”①，要求学术为治世服务。

以罗钦顺和王廷相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既反对程朱理学的“理为气本”、“理先气后”说，同时也批驳陆王心学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主张“理只是气之理”和“理在气中”的观点。他们反对理学家的“知先行后”或“现成良知”的先验论，提倡“知行兼举”的认识论。王廷相还特别强调“行”——实践的重要性，严正指斥脱离实际、虚空的弊病。

在此之后，还从王学中分化出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异端” 学说，提出了“吃饭穿衣即是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等命题，以与理学家的“天理”论相对抗。他们还敢于“凭持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宣称“六经”、《论语》、

《孟子》中的话决非“万世之至论”。嘉靖年间，杨慎坚持求实，首开考据之风，主张实地考查古文、古音，以历史事实和科学知识辨伪。早年师事理学家顾问的李时珍，以其巨著《本草纲目》和从事医药为“格物之学”，并提出“脑为元神之府”，修正了传统的“心则官之思”理论。朱载堉创建十

① 王廷相：《雅述下》。

二平均律，把数学作为探求自然规律的方法，提倡实证和“试验之法”。他们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实学思想，都为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