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后的明史研究及其成果

1978 年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日新月异、阔步前进。科学研究事业日益振兴。明史研究也从此进入了全面、健康、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由于广大明史工作者政治方向、理论方向、科研方向明确，无论是在史料整理、队伍建设，还是专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

在史料整理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现存的明朝史料，主要有这样几大类：明朝政府官修的历史文献；明臣奏议；地方志书；明人笔记；墓志、碑刻、谱牒等。这些都是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而由于这些资料，有的卷帙浩繁；有的内容庞杂；有的当时印数很少，加之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就更少，一般很难见到。总之，是需要进行一番整理，或加以分类编排，或者是去粗取精，或是重新刊印，使之更好地为研究工作服务。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研究条件逐步改善，明史学界广大同仁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重新校勘、出版一批明代官私著述之外，还对《明实录》进行分类整理。这项工作，始于五六十年代，如《〈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等。1989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郭厚安编的《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将分散在二千多卷的有关经济资料，一一按其不同内容分门别类摘录出来，分为户口、田地、岁入总数、田制、赋役、农业、工商业、盐务、漕运、财政八大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子目，使用方便，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另外，还陆续出版了《明实录人物传记选编》、《明实录广西资料选编》等。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谢国桢先生关于明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编辑。

谢国桢，这位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一生爱书成癖，懂书，懂版本，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购得不少“难得而珍贵”的书籍，尤其嗜好明清野史笔记及汉魏以来金石砖瓦碑刻，于是渐渐“盈架累屋，俨然成聚”。谢先生年老而笔耕不辍。1980 年至 1981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就是从他搜集到的大量的明清野史笔记中摘录出来的。此书以马克思主义为统率，以抄录原文为原则，以明清野史笔记中涉及明代史事为主，兼及明清时代的诗文集、地方志和档册，间及近人著作，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不少为稀世珍本，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有些资料还间附按语，加以考证，堪称研究明代经济史难得的一部好书。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谢先生又以嘉惠学林的可敬精神，从其珍藏的众多书中，精选出《留青日札》、《梅花草堂笔谈》等十种，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为名，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其中，不少是孤本或抄本，为世罕见。出版时，谢先生逐一写跋，介绍作者、版本流传、史料价值及其他有关问题。谢先生的另一部作品是《江浙访书记》（三联书店 1985 年版）。它是谢先生七十年代末以后不辞辛苦，南下访书的成果汇编。书中，分别介绍了南京图书馆、扬州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苏州元和顾鹤逸、常熟

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四川省图书馆等所藏的明人精辟之作，极富史料价值。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 1983 年版），共著录明清两代稀世史书一百三十七种。内中，明人著作七十一种、明末清初人著作十七种、清人著作四十九种。一百三十七种中，刻本六十一种，抄本四十三种，稿本二十六种。多为不见于诸家著录的珍本。苏州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版）、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张海鹏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 1985 年版）、张正明《明清晋

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等，亦都颇具参考价值。在工具书编纂方面，有《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和《明史人名索引》。

在队伍建设方面，主要有几件事：成立专业研究机构；培养新生力量，注入新鲜血液，形成老、中、青梯队结构；创办专业研究刊物；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1989 年 8 月，中国明史学会成立，是为明史学界的一件盛事，现有会员二百余人，公开出版《明史研究》。学会的成立，对于国内外明史界的学术交流，互通信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下，着重介绍这一阶段学术研究情况。仅择加强总体研究、深化重点课题、抓紧薄弱环节、努力填补空白四个方面，予以综述。

一、加强总体研究

在八十年代以前，对明朝历史的总体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只有《明清史》与《明朝史略》两部著作。八十年代以后，面貌焕然一新，色彩纷呈。先后出版了明清史大师孟森的遗著《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 1981 年版）；汤纲与南炳文合著的《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1991 年版）；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六册（明史）（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桢与陈支平合著的《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黄云眉《明史考证》（全八册）（中华书局 1979 年起陆续出版）。论文集

则有：商鸿逵《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王毓铨

《莱芜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洪焕椿《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

版社 1992 年版）；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 1985 年版）等。以上专著或论文集所收，皆为作者得意之作，不乏宏论和新意，反映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明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二、深化重点课题

所谓重点课题，主要是指明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这些问题，从研究现状看，有的研究得深入一些；有的还没有很好开展。从八十年代以来，总的趋势是求新、求深。新，就是积极开拓新领域，讲求新内容、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突破。深，就是要求有一定的深度，并对原来研究过的一些重点课题加以深化。根据以往的研究情况，需要深化的很多，这里只取社会经济史和人物评价。这两方面过去都下了不少功夫，但不少问题尚须进一步深入，加大研究力度。

从八十年代开始，社会经济史和以帝王传记为主体的人物研究，可以说是明史研究的两台“重头戏”，成果最引人注意。

（一）关于社会经济史。

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少有一百余篇，著作亦是琳琅满目。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 1989 年版）、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有明一代城乡经济的发展过程、水平、特征等，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概括和分析。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93 年版）等，所论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各个经济部门，值得一读。

在分类研究方面，较起眼的有四： 1.户口与户口统计。

户口，是封建国家征发赋役的重要依据。它的升降历来被认为是国家兴衰的标志。户口数通过户口统计显示出来。研究户口问题，是了解明代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古代历史文献上的统计数字。按《明实录》的记载，明代人口数最多时为六千余万口（其中最高一次记录为七千余万）。而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与这个数字大有出入。有人以为明末时人口已突破二亿大关或者接近二亿。对明代人口总数的这个估计是否可靠，看来还是难以定论，仍须进一步探讨。关于明朝的户口统计，王毓铨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 年第 13、14 期）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只有明初的统计数，以及极少数办事认真的地方官编造的户口数，与实际大致相符，比较可信。就一般情况而言，《明实录》、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的各种册籍，户口数字多有伪增、冒滥、隐瞒、脱漏诸种弊病，“有绝不可信者”，不足为据。并深入解释了造成这些弊病的各种原因。

赋役问题。

聚点在明代赋役的本质、“一条鞭”法评价、江南重赋三个问题上。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为系统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一部学术专著，考察了明代赋役制度由建立、改革到破坏的全过程，提出明代赋役制度属于典型的封建课税制，具有明显的超经济强制和古老的原始性两个基本特征。并沿着三条轨迹演进：因解决官田重赋，而导致国有土地私有化；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导致实物税和力役之征向货币税过渡；因赋役改革，而导致乡村里甲性质发生变化。

关于赋役的本质问题。它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明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一个理论问题。中国封建社会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在二千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哪些变化，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与它有关。在这个问题上，王毓铨先生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他在《明朝徭役的审编与土地》（《历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 年第 2 期）、《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封建社会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份》（《文史知识》1988 年第 11 期）、《纳粮也是当差》（《史学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严嵩传序》（1989 年 12 月）、《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明史研究发刊词》与《户役田述略》（刊《明史研究》第 1 辑，

1991 年 9 月出版）、《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见《莱芜集》）等系列文章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是“王土”，（人）民是“王民”的基调出发，认为赋与役的本质，都是“役”，都是绝对强制的为皇帝纳粮当差。理由是：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的“家业私产”；“人是属于别人的”、“没有自由的事实”，“人身依附关系统治着所有的人”。当差纳税者，都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的编户齐民”。他们“种朝廷田”，“纳朝廷税”，“种什么田地就得当什么差”，“纳粮也是当差”。这些都是他们的“本分”。“品官，无论他品级多么高，也还不过是皇帝的当差的”。“近代的土地税不是役，其中也没有役，而古代中国的封建田赋制是役，而且完全是役”。古代中国农民战争的起因，主要是由于役的压迫，“民逃，为逃役耳”。

关于“一条鞭”法的估价问题。“一条鞭”法出现于明代中后期。它的产生说明了什么？其内涵是否覆盖赋与役两方面？实际执行得如何？在中国古代赋役史上有没有积极意义？这些都是学者深感兴趣的问题，而又长期争论不止。明人对“一条鞭”法已有种种议论与见解，有肯定，有否定。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以为它的推行，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由此田赋的缴纳才以银两为主体，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地租形态。其意义，不仅限于田赋制度本身，也反映出一般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以及赋法和役法的变迁。与一向的田赋制度不同，从此便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上的主要结构（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6 年 5 月，第 4 卷第 1 期）。

在五六十年代，总的倾向还是褒多于贬。认为它的产生虽然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增加财政收入，但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明代赋役制度中一场改革的发展与总结。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对一条鞭法的评价则多有歧异。一种认为它是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成果，具有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是我国赋役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把各种徭役折成银两摊入人丁、田粮之中，与田赋统一征收，简化了手续，使赋与役逐渐趋于一元化。同时，扩大了货币流通领域，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广大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以至离开

土地，进入城市，有利于工商业发展。这是顺应当时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总之，一条鞭法的产生与施行，反映了封建制度的成熟，也说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参见王春瑜：《张居正和“一条鞭法”》，

《文史知识》1984 年第 3 期；樊树志《一条鞭法的由来与发展》，《明史研究论丛》第 1 辑）。另一种看法，则大相径庭。以为一条鞭法只是役法改革，与田赋改革无干，也丝毫不包括“田赋折银”、“田则合并”以及田土清丈等。它的出现根本不是一种新生产方式萌芽所造成的，而主要是明中叶以后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余用心：《明代一条鞭法的考察》，

《西北师院学报》1983 年第 2 期）。还有人认为，一条鞭法并没有照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实行不久即出现种种加派，最后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说明它根本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很微小的。

另外，历来治明史者多以为：自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以后，赋与役合二为一，皆“计亩征银”，开始实行货币地租。对此，近年来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从实行一条鞭法到明末“三饷”加派以前，国家财政收入仍以实物为主，白银收入所占的比例很有限。国家财政收入的构成也没有改变。对它不能作无根据的想当然的过高估计（吴慧：《明清（前期）财政结构性变化的计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

关于江南重赋问题。这是明代经济史上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以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明代，赋税之重莫甚于江南，尤其是苏、松诸府。无论是税率与绝对量，还是按田亩与人口平均计算，都是如此。

到了五十年代，有人不同意这个结论。认为历来的评论者都指责明代苏、松诸府税粮太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明初官田和民田在概念上与实际负担上，皆有明确的区分。如果看不到苏、松诸府存在庞大官田这一事实，而单纯从赋税数额同其他地区比较，得出苏、松重赋的结论是很不妥当的。除去极少数地方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重赋问题（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历史研究》1957 年第 10 期）。

至于江南重赋的成因，过去多沿袭明人的某些记载和《明史·食货志》的说法，以为其源盖出于明太祖迁怒吴民为张士诚“死守”，故困以重赋，以示惩罚。目前这种观点已没有市场。其后，又有“纺织业发达”论，认为明太祖之所以敢于把江南苏、松、嘉、湖四府租额定得特别重，是因为他看到那里的纺织业特别发达，可以满足其剥削欲望（王仲牵：《明代苏松嘉湖四府的租额和江南纺织业》，《文史哲》1951 年第 1 卷第 2 期）。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流行的是“官田重租”说与“社会经济发展”说。前者以为，江南重赋由来已久，而在明代主要是由于官田多，且官租尤为畸重。这也是时下多数人认可的一种普遍看法。后者以为，江南重赋并非完全由官田引起，也没有因官田的消失而减轻。它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江南历来为财赋重地，在封建国家耗费日繁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削减；另一方面，它是伴随着江南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重的。

对于江南重赋的影响与后果，归纳起来也有三种不同见解。一种说，因赋重而导致民困、逃亡，或沦为佃户和奴仆，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因赋重而迫使农民不得不以副补农，甚至以副业维持生计，从而强固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延缓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另一种说，赋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超越其承受能力，更没有导致经济萎缩，其富裕程度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再一种说，重赋固然造成当地农民的沉重灾难，但也造成了一批流入城市的无产者，并促使留在土地上的小农改变经营方式，发展家庭副业，增加收人，以抵挡重赋之压力。这样一来，就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商业与城市。

对于商业，以往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以为它不属于生产范畴，只是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作用。因而导致商业史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近些年来，随着观念的转变，商业意识的增强，商业史研究方兴未艾。明史学界对明代商品生产与商品结构、市场网络与商品营销、商路与商书、商人与商帮、物价、金融、货币流通等，都作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还有文章剖析了明中叶文人“下海”经商的原因。

城市，是工商业中心和文化的摇篮。它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七十年代末以来，古代城市史研究成为经济史中的热门之一。有关明代城市史的论文，平均每年达数十篇，成果显著。特点是由个别到群体，从对外貌的描绘进入其内部构成与经济功能的具体剖析，透视其时代特征。明代是中国城市由古代型城市向近代型城市转移的变革时期。明代的城市是怎样形成的？它有哪些类型、其内部阶级结构、各个城市的性质和特点，它的出现对整个社会、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城市内市民的生产与生活怎样？城乡之间的关系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及其渠道是什么？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主要区别在哪里？明代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些是明代城市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相信不少读者已经在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一书中，找到比较明确而又满意的答案。是书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用动态和比较的方法，第一次全面展示了明代各类城市的风采。可惜，这种总体研究的专著至今仍只有这一部。更多的学者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江南市镇之上。这方面的论著甚为起眼，有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梁淼

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陈学文《明

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 1993 年版），以及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王宏钧等《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的繁荣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 年第 1 期）、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探析》（《江海学刊》1986 年第 3 期）等。另外，一个值得高兴的势头，是开展了对明代长城带城市的

研究。如：王长升与傅崇兰《长城沿线城市》（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4.区域经济研究。

由个别到一般，是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唯有如此才能进行综合研究。加之，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地理条件不同，风俗各异，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开展区域经济史研究就更有必要，更有意义。自八十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受到中外学者的格外重视，而视线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并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及各自的优势，规划了不同的研究重点。对长江三角洲，以往已有相当的基础。这一阶段继续以农业、手工业、商业、市镇和人口问题为其主要对象。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罗◻主编、范金民

与夏维中合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范

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 1993 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论文方面，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为明代江南人口研究的一篇力作。此文对明代浙江、江西、南直隶的人口密集程度与影响作了深刻论述，并与西方各国加以比较。认为明代江南人口密度居全国之冠，在全国七分之一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在十四世纪末已经高于十九世纪初欧洲经济发达、人口最稠密的英、法、德、意四国的平均密度。美国则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比十五世纪前后的江南低得多。江南人口多，有助于提高农田耕作的集约化程度，促进多种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压力，以致出现人口过剩状况，使相当多的人沦为奴仆，另外一些人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人口；或流向华北、华中、西南等开发区。沦为奴仆是历史的倒退；而后两种流向有利于经济发展。

珠江三角洲区域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些。主要在商业性农业的始兴及对外贸易的开展诸方面下功夫。其成果有：广东历史学会编辑《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明清广东省社会经

济研究会编辑《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等。福建区域史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调查、实地考察入手，把社会经济史研

究与家族制度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

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1 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

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有力例证。

（二）关于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人物的目的，是通过再现人物以折射其所处的时代特征、社会风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一阶段人物研究的最大收获，是重视真实性。对任何色调的人物，都尽可能保持其本来面目，努力克服以往那种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不良倾向，力求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出个性特征，给人以立体感。并把注重学术性与加强可读性结合起来。这种风气的转变，已经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并促进了明史知识的普及。另一收获，是敢于为明代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展其风采，论其得失。明代有

十六位皇帝，过去只有《朱元璋传》。现在，十六位皇帝个个有传记，而且有的还有多部传记同时面世。将相研究方面，有张德信等《明代开国功臣传》

（另名《明太祖周围的群星》，黄山书社 1989 年版）、张显清《严嵩传》

（黄山书社 1992 年版）等。科技人物方面，奉献给读者的，有戴念祖《朱

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等一批新书。缺点是，关于帝王传记的选题，似乎重复多了一些。

三、抓紧薄弱环节

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少，最明显的莫过于政治史。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对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只局限于阶级斗争，尤其是农民战争。八十年代以后，领域不断拓宽，而且思路对头，不带框框。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在明代，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取决于皇权，以及阁权和宦权的互相制约。这也是本阶段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具体有：

（一）关于皇权问题。

明代皇权高度发达，肇基于洪武，至永乐时进一步强固。关于它产生的原因、经济基础、历史作用，诸家所见互有差别。有一种观点认为，明初皇权高度强化政治局面的出现，是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农民反抗斗争日趋激烈的客观形势，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以便镇压人民的反抗，强制他们为地主阶级交纳地租和服徭役。而不是为了对付元朝残余势力，不是因内部斗争威胁皇权的地位，更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好恶心理（参郭厚安《关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问题》，《西北师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商传《试论明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明史研究论丛》第 2 辑）。关于皇权强化的经济基础，看法五花八门，至少有八九种。其中，有“小农经济”说，“地主制经济”说。关于它的作用，一种以为：虽然它给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是，在明初特殊环境中仍具有进步意义。不仅有效抵御了北元残存势力的侵扰，而且使朱元璋可能对贪官污吏、豪强地主进行有力的打击。另一种则持基本否定态度，以为这种极端专制主义对经济、文化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明太祖钦定的各种法律，如《大明律》、《大诰》等，是明代强化皇权统治的另一种表现。对此，以往鲜有研究，空白点不少。近十几年来，也有不少文章予以认真探讨。而对实质各有不同解释。有人以为：《大明律》的重要特点，是突出对地主阶级贪暴行为的防范与惩治；《大诰》则以法外重典惩办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法行为。这两个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一方面对勋贵豪强、文武官吏的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对遵守朝廷法令的农民，予以“休养生息”。它们能在明初得到相当认真的实施，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做法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为永乐、宣德年间国势的稳定铺平了道路。从总体上评价，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具有进步的

历史意义。有人则认为：《大诰》虽然以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为主要内容，但是实际收效却很有限。不少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无论就朱元璋的目的、使用的手段与后果，都不值得作过多的肯定。因为明初政治并未因此而清明，劳动人民也没有从中得到实惠，真正受益的只是朱元璋本人（以上分别见张显清《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

《明史研究论丛》第 2 辑；陈高华《从〈大诰〉看明初的专制政治》，《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二）关于内阁问题。

中国之有内阁制度，自明代始。关于内阁的研究，重点是探求它的性质及其与皇权、宦权的关系，论文居明代政治史研究之首，仅 1980 至 1991 年

即达一百二十余篇。专著有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 1989 年版）。明代内阁的权势与作用，因人因时而异。宣（德）、正（统）以前和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阁和严嵩、张居正为政时，宦官势力相对低落，阁权崇重。其他时期，内阁基本上处于无权状态。目前关于内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似乎仍没有说清楚，多数以为内阁是皇帝的另一套秘书班子，代草诏令与票拟。也有人以为内阁是中枢决策机构，但对它经常不能正常运转，权归宦官的现象又无法加以说明。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宦官问题。

关于宦官问题，首先要提到的是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 1950 年版）。它是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宦官组织、特务机构的重要著作。对厂、卫的产生、组织、性质、作用、影响，一一作了深刻分析，至今仍无愧是明代政治史研究的上乘之作。在这个问题上，以前多把焦点对准宦官组织，与外廷阁、部、院的关系，以及宦官干政的根源、表现、特点和社会危害诸方面。这一阶段则多注意宦官插足社会经济领域、运用权力积聚资本的问题，并由此揭示封建皇朝自身的矛盾运动。如，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明朝宦官》（紫

禁城出版社 1989 年版）等。

（四）关于党社运动。

东林党的出现，是明代万历以后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起眼的新现象，对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东林党争的性质和对东林党本身的评价。前一个问题，看法比较一致。后一个问题，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到阶级基础，都有分歧。对其作用与意义的评价，意见尤为对立。有的说东林党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先辈”、“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进步思潮”。有的则以为东林党不是“市民反对派的代表”，亦非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尊经重道的救世思想与政治主张，与万历初年张居正注重实效、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革新思想相比，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封建制度日趋解体之时，无疑是起了反动作用（刘志

琴《论东林党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也有的以为不宜全盘否定，说东林党是代表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反对增加商税，主张惠商及民的思想与行动，顺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大势，对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

（五）其他诸问题。

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有：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对明代二百多年国家机构的设置、沿革、职能、实质、特点、运作机制、变化与原因等，一一作了粗线条的勾勒，穷其来龙去脉，究其利弊得失。内中，关于皇帝在国家政权的地位、内阁与丞相制异同、翰林院兴盛的原因、督抚制置立的意义、吏在各级机构中的作用诸问题上的见解，尤具学术价值。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从南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考索南北地主的斗争与关系，确有见地。第一章关于明初江南地主及士人对元朝怀念成因的剖析，更为精彩。李文治《明代家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从经济关系的变化，透视家族制在地方政权中的统治作用。认为在明代家族制发生的深刻变化，皆为中国地主经济体制的发展所制约，其最终根源是土地关系松懈。永乐都燕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两京制从此出现。万明《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中国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一文提出，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两京制和多京制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而明朝在建国之初迁都则属罕见。明代两京制度自形成至确立，经历了初创、变化、确立三个时期，时达半个世纪。其间几经反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究其根本原因，实在于南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明代两京制的最终形成与确立，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发展的根本需要。

综观十多年来，明代政治史研究确有成绩，发展快，开拓了不少新领域。不足之处是，整体研究不够，显得有些零碎，对一代政治演进概貌以及各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形，还是不甚明确。至今缺乏一部容量较大、而又分析深入的明代政治史，就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四、努力填补空白

填补空白，主要表现在文化史（包括社会生活史在内的大文化）的研究。文化，是观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水准的窗口。明代经济空前发达，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各种文学艺术竞放异彩。有一些在今日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而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惧怕封建文化影响，往往将其排斥于研究课题之外，致使其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空白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变化，文化史研究也掀起了一股热潮。大至文化史与社会学史的相互结合、文化史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对象，具体到商业文化、企业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服饰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等，都被提上了研究日程。各种文化流派、文化生活，都成了研究的热门课题。就其研究成果而言，以下几方面稍高一筹。

其一，从学术思想与文化流派的结合，考察明代文化的演变历程。如，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明代文化史专著。是书把握双向、纵横结合，对程朱理学的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明中叶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晚明实学思潮的形成与地主阶级的文化反思，进行了新的探讨，并描述了各个文化流派的特色。值得读者认真一读。

其二，从某一文化现象，透射整个时代风貌。如，第一本中国古代断代酒文化学术专著、王春瑜的《明朝酒文化》（台湾大东图书公司 1990 年版），从人们最熟悉的“酒”，看一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与民情世态。王熹

《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一书，通过对明代时令、年节、饮食、服饰、房舍、行止、器用、婚娶、丧葬、祀神祭祖、生产商贸、文化娱乐、陋习劣俗等各个侧面，勾画了有明一代物质生活从初期“俭朴”

→中期“渐趋奢侈”→晚期“华侈相高”的转变过程，由表层的物质文化挖掘深层的精神文化，并进一步总结了习俗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

其三，探索明中叶以后社会风气演变的历史价值。不少论者以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由俭到侈的转化，是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的反映。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人们视野的扩大，消费生活的更新，追求更高的物质与精神享受。这种时尚也促进了异端思潮的萌芽。但在另一方面，又使礼制日益失控，价值取向与道德标准变了样，人际关系冷淡。

另外，开展了地域文化研究与中西文化研究比较。

近年来的“文化热”，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热起来。或者说，没有从深层次热起来。究其缘由，大约有二：一是基础薄弱。文化史的研究，离不开多学科的相互配合，必须具备综合性知识。从现有的研究力量看，这方面还有一些困难，有待今后继续努力。二是一些理论概念还没有很好弄清楚。仅就“文化”一词的界定而论，至今尚含混不清。例如，时下在各种场合，以及被各种传媒载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饮食文化”这个提法，有些专家学者就大不以为然，表示难以接受。尤其是把“文化”的内涵不断扩充、膨胀；外延无限伸长，使“文化”一词成为包罗万象、无所不能装的筐筐，什么东西都可以贴上“文化”二字的标签，乃至“鬼”也变成了“文化”，叫做“鬼文化”。于是凡与“史”有关者，几乎都成了“文化史”。另外，在选题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