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事业是很可怕的

目前美国人口将近 2.5 亿，其中超过 5.8 万的人，正全日或半日的在学校进修。1983 年，光是从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在美国就几乎有 100 万。要衡量这么一大群人的学业表现，只能采取一种较简单的评判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分数的高低就成为一个重要且方便的评估依据。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那些家庭环境较差的学生）而言，只要考试能达到及格标准就足以令他们雀跃欢呼了。但我们样本里的学生却绝不会如此，他们心中牢记着父母的期望，并把教育当成是一种可以使他们迅速而又正大光明地获取成功的手段。像那些从较贫穷家庭出身的子弟一般，他们也经常会表示出自己对学校的敌意。但和前者不同的是：他们极端重视自己的学业成绩，分数愈高愈好。在他们心目中，一张大学文凭就好像一张长期饭票，可以确保他们工作的安定。研究所的文凭则更值钱，因为它等于是提供一张入场券，让他们进入赢家的圈子里，享受高薪及被人尊敬的乐趣。虽然在 70 年代，当大专毕业生的薪水比起高中毕业生来，相对地降低不少时，前述的情况稍见和缓，但教育却仍是青少年注意的焦点。

就算是在玩乐的时候，我们样本里的学生仍没有忘掉他们极欲成功的压力；经常他们玩乐的目的就是想忘掉这种压力。在学校里的学生和在战场上的士兵一样，生活在一种紧张的情绪中。一个重要的考验迟早会来临；有些人会侥幸熬过，有些人则被抛在后面。在这些挑战的间歇期间，他们必须暂时放松自己紧张的情绪。做一些蠢事是一个好办法，玩乐可以使时间消逝得更迅速，也更愉快些；但笑声愈大，也愈显示出弥漫于空气中的紧张气氛。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放在人们事业生涯中，所可能经历到的几个不同阶

段。然而，在人们踏入社会工作以前，造成日后事业障碍的原因却早已深深植下，那就是他们已学会忽略明显的事实。这一点本是人之常情，而人们通常也有很好的理由这么做。举例言之，为人父母者，就会试着忽略核子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自从 1962 年的古巴飞弹危机以来，核子毁灭的威胁对许多成人而言，一直就是一个鲜明的事实，可是他们却有意忽略它的存在，继续尽力做自己的事，甚至几乎忘掉曾经有过这个问题。

对有抱负的学生而言，考试不及格甚或被学校退学，就等于是一种核子毁灭——起码，对他们的梦想是如此。他们也学父母一样，试着忽略这种威胁的存在；事实上，当他们周围有朋友时，他们会完全忽略掉分数。然而他们的情况却又和他们的父母有点不同：虽然这些成人会压抑自己，不去想核子战争的问题，但他们却不会因此认为这个问题已然消失；他们不去想它，只是因为觉得去想它也于事无补，而且甚至会产生不良的效果。另一方面，这些学生之所以压抑他们对分数的关切——起码在公开场合如此——是为了两个主要的理由：避免被别人嘲笑，并掩藏他们私心里想永久打败同辈人物的欲望。问题是，时间一久他们就习以为常，甚至不觉得是在压抑自己了。在这章里，我们所要强调的重点是：在那些中等或中上阶级的家庭中，

有相当比例的子女（在我们的样本中占 31%）在不自觉中把他们的人生花在试着做八面玲珑的人上面。从中学时代开始，一直到念大学，他们在公开场合里都压抑着他们想胜过别人的欲望，但私底下，想胜过别人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他们在人前对分数所刻意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正足以显示他们多么怕被他人另眼看待。到后来，这些学生会发现自己无法决定未来该做些什么，并就此坚持到底。在一个职业上安定下来，意味着忽视其他职业的存在；这十分不合他们的脾胃，因为这表示他们往后会被其他行业中的成员当外行人看待。他们想做每一个人的朋友，想属于每一个专门行业；结果反而无法培养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专长来。

且让我们看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为受人欢迎而伪装 “我才不会那么想不开呢——一天 24 小时想着分数的事，”乐娜·佩利

在 15 岁时这么说。事实上，她的确也不像是对功课很狂热的人。该交作业的时候，她会把功课做好；该准备考试时，她会为考试念书。除此以外，她表现得就好像学校只是一个社交的场合。“我每天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事？”她把我们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和朋友聊天、交际，和男朋友在一起。”罗伯·艾利斯的态度和乐娜差不多，就像他在 15 岁时所说的：“我不需要拼死拼活，就可以得到不错的成绩。所以我总是有很多时间来做任何想做的事。”在念中学的 4 年当中，由于罗伯和乐娜的聪明，使他们在课堂上能吸收大部分的教材，再加上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一番，他们两人的成绩平均都能维持在 B1。

这两位聪明的年轻人都在一流的中学念书（一在纽约，一在南加州）。早在他们念中学的第一年，他们就已学会摆出一副对分数毫不在乎的态度来。两个人都能随口吐出一长串他们同辈经常使用的“术语”，譬如“书呆子”、“蛀书虫”、“臭鼹鼠”、“老师的马屁精”等，来形容那些认真上课、努力用功的学生。罗伯和乐娜都不打算让这些名称加诸于自己身上，他们觉得天下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此。就如罗伯所说的（当时他仍带着满不在乎

的笑容）：“一旦你被冠上这种称谓，你就一辈子也甩不开它了。”

光是避开这些名称还不够；他们甚至必须彻底确定没有人会在玩笑时这么称呼自己。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该采取什么步骤，来使同学相信他们和那群被嘲笑的人毫无关连？答案视他们是男孩或女孩而定。在 1959 年到 1983

年这 25 年的期间，罗伯这个年纪的男孩最喜欢采用的伎俩是“搔痒及打哈欠”。情况如下：当罗伯尽量试着表示他对学校一点都不在乎时，他会不断地在身上到处搔痒；旁观者也许会认为这个小孩身上突然长满跳蚤。伴随着搔痒动作而来的则是一连串的呵欠，就好像他随时都会睡着一般。

另一方面，乐娜采用的是过去 25 年来，她这个年龄的女孩最爱用的伎俩：改变话题。这个策略很简单，但却很有效。她只需兴奋地谈论一个话题

——任何话题，只要不是她不想谈的话题就行了。她激昂的字眼不需言喻，就已传达了一个讯息：“你难道还看不出这更重要吗（和分数比起来）？”虽然乐娜用的是口头讲话的方式，但实际上她的伎俩却比罗伯的更难捉

摸，因为她需要听者自己去意会她的弦外之音。罗伯的讯息则很容易了解，他在不自觉中采用了两种极强而有力的方法来告诉在场的人他的不在乎。一直不急不缓地在身上抓痒表达出他急欲让人知道他的想法，不断地打呵欠则更进一步强调这一点，以免观众中有人迟钝到没有看出他的意思。

罗伯在动作上及乐娜在口头上的托词都产生了功效。他们两人都知道如何以扰人耳目的方式来表达一件事：他们的心思已游到别处，而不在眼前讨论的话题上。但该说明的一点是，借着这种忽略事实的高明手段，他们不但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他们自己。分数也许是一个潜藏在背后的威胁，但在表面上，他们却能够用各种分散注意力的活动及兴奋的谈话，使这个威胁看起来好像已然消失。只有两件事会不断地把它带回生活中，那就是考试及父母。在考试前抱怨连天正是每个学生下意识的一种表示——目前我们必须抛开对分数不在乎的假面具对不对？但这只是暂时性的，等考试结束以后，一切又恢复常态。父母那方面则比较难以应付。“我妈妈真啰嗦，”乐娜说道， “有时候我觉得她只关心我的成绩。”在罗伯的那方面则有两个大人在逼他。“他们担心我的成绩，”他摇头说道，“但他们又不想逼我，所以经常会对我提出暗示。”

然而，如果他们对分数表现出过多的关切（考试期间例外），甚或在学期当中离群脱党一段时间埋首于书中，则可能会遭到被同辈朋友排斥的命运。所以，他们一定得摆出对分数不在乎的态度来。于是为了要融入自己的社交圈中，他们学着否认分数的重要性。而一旦开始这么做以后，他们发现自己较能不在意成绩的好坏了。

这样做和他们能否成功地从学校过渡到社会上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着呢。因为一旦大学毕业，他们旧有的社交圈子就会消失，只留下从中学到的教训。可是以前的朋友还没有消失多久，一个不同的报偿就出现了—— 金钱。

起初，为了要使自己能与他们工作中的新伙伴打成一片，罗伯和乐娜故意忽略金钱的问题，但这一回，这样做却没有产生效果。接下来，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他们却突然转变态度，变得只热衷谈论金钱这个话题。和他们以往对分数表现出来的那种暧昧与噤若寒蝉的态度相比，他们对钱这个话题所表现出来的率直态度，似乎显示出个性上的逐渐成熟。然而这种假设却不正确。

乐娜获得英语文学士（再度地，就像高中时代一样，她四年成绩平均为B1），并在一家杂志社找到工作。七个月以后，她告诉我们：“在这儿，他们所想到的只是钱。”现在她似乎不要钱，那她要什么？“朋友，”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在这时，还没有一群关系密切、有意义的同辈朋友出现在她的生活中，而往后的事实也证明这群朋友从来就没出现过。然而，她和罗伯在财务上都开始有捉襟见肘的现象。念政治的罗伯

（他大学四年的平均成绩已升到 B）说：“我现在赚的钱根本不够维持生活上的开销。每样东西都昂贵得令人难以相信。”看得出来，他很懊恼这种状况。

无疑地，微薄的薪水使他们无法享受自己所渴望的生活方式，尽管家里会不时的寄钱来做为贴补，但距他们自己心目中所描绘的物质生活景象仍有一段距离。一些统计学家曾经说（我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这一点）这种景象来自家中的经历，如果他们往后独立时的收入比不上他们的父母，这其中的差距会造成沮丧感的产生。现在学业已告一段落，罗伯和乐娜以往容许自己生活像个穷学生的借口已不复存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沮丧。令他们感到懊恼的是，他们现在所走的却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而在这条路上，要一下子超越他们父母在物质上的成就，则是不可能的。

另一件令他们心中对钱感到不舒服的事是：他们无法逃避这个事实。过去，他们学到的事是：要受人欢迎，就得假装忽略自己和其他同辈共同追求的目标。但现在，他们却无法再忽略掉钱这个目标。由于考试及学期报告只是一个时期的东西，对分数的想法可以很轻易地被打发掉；而钱却是经常需要的东西。就像乐娜说的：“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得带点钱。”这点使他们很快就看清一个崭新而又令人不愉快的真相：赚钱是一个寂寞到令人痛苦的追求过程。

对工作的疏离和恼怒

罗伯和乐娜可以用薪水来打发掉一点寂寞。除非我们记住在他们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东西，否则我们不可能明白他们为什么在开始工作以后的这十年里，会这么疯狂地投身于社交生活中。在学校时，他们可以忽略分数，以便与老朋友亲近。在工作时，他们无法忽略掉自己赚的钱，但却可以把这些钱投资在交新朋友上面。

乐娜在 26 岁时戏称自己在“混日子”；罗伯经常替自己加上“随时效劳” 的标笺。类似这样的声明，难道就仅表示这两位性生活活跃的年轻人，一直不断地在寻找床头伴侣吗？就一部分意义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但大体言之，他们在余暇时的行为是试图弥补工作所不能给予他们的满足感。虽然他们目前付出的劳力能使他们获得金钱，而非分数，但所赚的数目总嫌不够。事实上，可能也没有任何数目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金钱是项新的报偿的话，那么这项报酬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因此，在支付完房租及其他基本的生活费用以后，他们剩下来的薪水很快地就花在衣服、电影、俱乐部、餐馆、旅游、唱片、冬天与人分担滑雪胜地的小屋，及夏天的海滩别墅上面。他们把太多的精力、时间花在自己所追寻的东西上面，例如和完美的性伴侣享受罗曼蒂克的满足感；但却没有付出足够的注意力来思考一件事——即在二三十岁的阶段，他们追寻的过程为什

么会显得那样疯狂与绝望，同时这和他们在工作上的满足感与未来的事业问题有何关连？

许多人也许会辩称他们并不一定非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兴奋不可。“我所要求的只是一份合理的薪水及一个还不太枯燥的工作，”在对办事员做的调查中，这是一个我们经常可听到的答复。然而，对受过大专教育的人而言，不论是在学校或是毕业以后，他们的要求却非如此而已。他们要求的不仅是一份足以糊口的工作，而且还是一份事业——一份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的事业。这个目标不但对他们很重要，而且其实质意义比他们想像的还更多。当在工作上达不到这个目标时，他们不得不从别的地方找寻满足。

他们经常利用的方法除了运动、培养业余嗜好外，便是“性”，但效果却不大。这时他们在工作上便面临了一个影响他们私生活甚巨的危机。在面对工作与爱情时，他们会渴望把心神完全投入爱情，而非两者兼顾。他们渴望有一段能使他们完全投入的爱情，但却达不到这个目标。这种一面倒的情况终会危及他们的事业。

我们所讨论的危机是分三个阶段展开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这两个年轻人踏入社会以后。这时，他们开始明白自己需要钱来达到所渴望的生活水准。在学生时代，也许他们并不重视金钱的价值，也不会认为钱是改善他们社交及性生活的万灵丹。可是一旦踏入社会，他们的看法开始有了急剧的转变。在头两年里，他们会开始相信一件事——他们之所以需要钱，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迈入适当的社交圈。就如罗伯在他工作的第二年所说的：“我住的公寓实在是太简陋了。只要想到将有水准的人带回家就会令我感到尴尬。但现在我却还负担不起高级一点的公寓。”乐娜也有同感。“你知道吗，要进最受欢迎的舞厅跳舞，光是入场券就得花美金 25 到 30 元，”她在毕业后的第三年说道。“除非你有钱，否则你不能去滑雪，且不能邂逅到你真正想认识的男人。”

他们追寻“完美先生”或“完美女士”的过程并不算很顺利，但最起码他们已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并不是他们花费在追寻上的时间太少，也不是他们缺乏足够的热忱；真正的罪魁祸首已很明显，那就是——金钱。他们很显然地是缺乏足够的金钱。这该怪谁呢？是什么阻止他们获得必要的财力来过正常的社交生活？不用说，是他们的工作。一旦他们认定工作是一切烦恼的来源，他们就开始迈入第二个阶段。现在他们不但认清自己的问题何在，而且还知道它的起因。

这个发现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影响到他们对自己雇主的态度：他们对公司原有的不满情绪，这时会加倍的扩大。事实上，要形容第二个阶段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在这段期间，他们会由原来对工作缺乏热忱，转变成对工作产生敌意。换句话说，他们不再以中立的态度来看清自己的工作缺乏吸引力这个事实。在他们的心目中，工作已变成一种障碍，阻止他们获得自己最渴望在人生中得到的东西。这种想法到后来会使他们憎恨自己的工作。

在第二个地点工作的第四年，罗伯把他的工作形容成“是陷阱，是牢笼”，是使他在工作及闲暇时都无法享受乐趣的包袱。乐娜也发表类似的意见。“这个工作代表什么？什么也不是。它既不有趣，也不能带给我任何成就。”如果光就他们牢骚的表面来看，我们会觉得他们是没有找到适当的工作罢了；只要换一家公司或换一行业工作，情况就会完全改观。但这样的解释却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事实上，变换工作和他们遭遇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关系；真

正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对工作的态度。而他们也明白不管换多少工作，他们的问题依然存在。

从表面上看来，罗伯和乐娜从第一个阶段进展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明白他们有个问题（钱太少）到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某人（他们的雇主）—

—似乎并不是很重要的过程。但事实上，他们这样做等于是一种破釜沉舟的举动。现在他们已无法回头，因为他们已开始轻视那唯一能补救问题的良方

——他们的工作。

然而，置身于第二个阶段的人通常都会把他们的工作与工作环境混为一谈。罗伯和乐娜因此开始说一些讥嘲他们公司的话。“就算有才干的人从天上掉下来，这儿的人也是有眼无珠。”罗伯在踏入社会工作的第七年时，这么表示着。四个月以后，他便换到另一家公司上班。乐娜则愈来愈蔑视她的公司。在毕业后的第八年，她说：“我在这儿等于是浪费自己的才华。这些人只会兜售垃圾。我实在不应该付出太多时间在他们身上。”

总之，她和罗伯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投入的热忱。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对它也愈来愈感到疏远。他们在踏入社会的头两年就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疏离感，而且从此以后愈来愈容易感到恼怒。虽然他们两人起初都说自己渴望有一份事业，而且也真的这样认为，但几年下夹，他们所有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巳。事实上，他们所谓的事业到头来却变成一连串的工作。

打败工作制度

我们刚才讨论到的两个阶段听起来也许很教人丧气，但像罗伯和乐娜这样聪明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自怜自艾的状态中的。凭着他们的小聪明，他们开始迈入第三个阶段：试着“打败工作制度”。

光是想到这个目标就令他们很愉快，更别提采取实际的行动了。“我可以猜测得出我的上司什么时候会走过来，”乐娜很自豪地在那儿吹嘘着，“这时我会装成很忙碌的样子。”接下来，她又笑着加了几句：“有时候我会梦想着偷偷溜出去海边度假，然后在我的椅子上放个机器人，来蒙骗我的上司。”罗伯也找到一个很刺激的方法来达到相同的目标。他在公司里有笔交际费，可以容许他每星期带客人到附近的餐馆吃两次中饭。公司的原意是希望他请与业务有关的客人。但罗伯在三月时却得意扬扬地说：“今年到目前为止，我所请的客人没有一位与业务有关。没有人检查过我的交际费是怎么花的。我只须在报帐时填上一些适当的名字，再交给他们就行了。想想也真好笑！”

这种行为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恶意的作为，甚至是一种怀有恨意的欺骗，而就某种程度而言，它的确也是如此。但别忘了，隐藏在他们行为后面的却是乖张的逻辑。就他们而言，要过理想的生活，最需要的就是钱。至于他们是否值得获得这些金钱，则无关紧要，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他们早已认定自己的身价要比实际获得的报酬高出许多。由于他们并没有从工作中获得自己想要的报酬，所以他们决定采取一个相对的措施：不要工作得太卖力。他们也许不能提高自己的薪水，但却可以减少自己付出的劳力。起码这一点是由他们——而非他们的雇主——所掌握的。罗伯和乐娜都打定主意，不让公司剥削自己的劳力；要使自己仍能忍耐工作的环境，他们就得对自己的人生拥有点控制权。而对工作不要付出太多的劳力与关注，这会使他们觉得自己仍

掌握全局。“我才不会让他们对我呼来唤去的，”在社会上工作的第九年，乐娜这么说。罗伯在这时也有类似的态度。“我是我自己的主宰，”他说， “这个地方并不代表我整个人生。”

把他们这些年来思想上的推理过程做个简明的摘要，就是下面几点： (1)“我需要更多的钱。”

(2)“我值得获得更多的钱。” (3)“他们并没有给我更多的钱。” (4)“所以我便减少自己的工作量。”

这几点想法听起来似乎很率直，而大多数我们调查过的人也认为这种推论不但合理，而且正当。日复一日，一个想法会依照顺序导致另一个想法。问题是——而这点很重要——这类想法进行的方向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圈，因为第四点想法必然会导致下面这个想法的产生：

(5)“现在我比以往还需要更多的钱。”

怎么说呢？理由很简单。一旦他们对工作由原先的漠不关心转变成长久的敌意，他们就更无法享受到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的私生活。

结果是乐娜和罗伯的生活变得比以往更难以平衡，而介于他们事业与生活之间的心理鸿沟也愈变愈宽。工作被视为是一种令人懊恼的时间浪费，一个不会带给他们足够报酬的活动。只有在不工作的时间，他们才能享受各种乐趣，所以，一想到他们休闲的时间会被浪费，就令他们恐惧、不舒服个老半天。这种现象刚好和那些热衷于工作，而且后来在事业上有卓越成就的人相反。

简言之，在他们工作的头十年里，罗伯和乐娜的思想过程一直是围绕着以上五点来回打转。每转一圈，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就产生更深一层的幻灭感。因此，他们也更渴望能拥有一个能带给他们满足的私生活。

由于他们认定工作是一切烦恼的来源，如何打败工作制度就成为他们最关注的事。通常，他们所采取的攻势是分两方面进行的：一是用衣着做表面工夫，一是渴望能迅速升到管理阶层的位置。

罗伯和乐娜早已对他们的工作丧失信心，不相信工作能带给他们任何成就。“这似乎毫无意义可言！”这是他们对自己及公司里的同事经常发表的工作评论。“如果这个地方明天就从地球上消失，又有谁会怀念它呢？”乐娜以尖酸的口吻问道；她所指的是她第三任雇主。接下来，她又自行答道： “我可是不会的！”对于他们的工作，他们是局外人，而就像一般局外人一样，他们也很注意一件事：它的目标。在他们眼中，他们的工作根本就缺乏任何目标。他们所不能看到的，正是那些热衷于工作的人最常注意到的一件事：投入工作所带给他们的乐趣及痛苦。

由于他们觉得工作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外在表现，所以他们开始把注意力的焦点转移到衣着上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当初的假设是，当人们对工作失去兴趣时，他们在工作场所的穿着会变得比较随便些。但罗伯和乐娜的表现却正好相反。他们愈是不关心自己的工作，就愈注意自己的穿着。在他们的想法里，这是使他们获得成功的秘诀。“看起来，合乎工作身分这点对我很重要，”罗伯不只一次这么说。乐娜也愈来愈常发表类似的评论。

穿着整齐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看起来的确很吸引人，而在别人心目中制

造良好的印象也确实很重要。问题是除了外表这张牌以外，罗伯和乐娜拿不出其他任何东西来争取名利。就如私底下所承认的，他们已对办公室里的日常活动完全丧失兴趣。然而，他们又急切地渴望升级与加薪。如果他们的工作不会替他们发言的话，他们的衣着就得如此做。罗伯甚至学会如何拉松他的领带，就如他说的：“拉开的程度要刚刚好，让人觉得我很忙碌。”

当他们迈入 30 岁的阶段时，他们开始公开地谈论着要在管理阶层获得一

个职位。“我以前不能做这种要求，”罗伯 32 岁时说。“因为那时我看起来太年轻了。”乐娜也觉得自己的年纪已大到可以要求一个经理的职位。“你知道，我在这儿已待了一段时间，”她说，“我有资格做这种要求。”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非常简单：在工作世界里，时间就是最好的资格证明文件。他们已工作了十年，因此有资格要求一个值十年时间的经理位置。不过，不管他们怎么施展交际手腕或在外表上下工夫，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仍没有获得什么升迁的机会。这是一个他们会定期抱怨的话题。

尽管如此，在不断的失败中仍有令罗伯和乐娜感到胜利的地方。年轻时期，当他们背弃分数时，他们获得同辈朋友的赞许。在公开场合假装自己并不在乎学校的成绩，使罗伯和乐娜可以和他们的同学打成一片，并一起讨论打败学校的制度。“我把考试的答案写在手腕上，”罗伯在 15 岁时得意洋洋地告诉他的朋友。

试着打败工作制度就和试着打败学校制度一样，有其社交上的利益。只是在 10 到 15 年后的今天，它却变成和朋友谈话的主题。当我们想到那些试图打败任何制度的人时，我们总想像着他们正在找寻一个能立刻产生成效的伎俩来。但在工作世界里，人们为了打败工作制度而做的每一件事，并不见得都是有意识的行为。也许在罗伯和乐娜这方面，不卖力工作以报复雇主给他们的薪水太少是一种蓄意的作为，但注重穿着及夸口该有个经理职位却不见得是蓄意的。事实上，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而且也无法真正地明白原因为何。想迅速地往上升只是他们下意识里想打败工作制度的一种方式罢了。如果一切真如他们所愿，他们就可以享受自己所渴望的财富与地位。“我可以想像自己每天早上被司机用豪华轿车接去上班的情景，”罗伯 34 岁时说。

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奇怪的景象：罗伯和乐娜这两位有才智的人，情愿把想像力与创造力全部放在打败工作制度上面，却不愿花在工作本身上。虽然到头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成果极其微小，但毕竟仍有点收获。在遭遇到一连串所谓的“事业挫折”以后，罗伯和乐娜却在社交圈里得到一点意外的收获——他们找到一个话题，使他们可以不断地和朋友，及工作态度与他们一致的人谈论。如果寂寞是一个他们在工作及闲暇时都无法忍受的东西，那么“打败工作制度”这个题目更可在社交场合中拉近他们与朋友及同事之间的距离。

选择职业方面的决定

我们相信不仅是在我们的样本里，而且在社会上，罗伯和乐娜都代表着占绝大多数的某一类型工作者，但他们却绝不是唯一的类型。在后面，我们将会讨论到一些其他类型的工作者。然而，由于有太多的人是像罗伯和乐娜这个样子，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心态背景。

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部分人的成年生涯，虽然它和以往在学校时的活动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完全不同的地方更值得我们重视。许多学生对学校漠不关心（好获得同学的赞许）或只想随便混过，这在校园生活时并不见得会是一种悲剧。理由有二：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校只是短时期的活动；它在大多数人 25 岁以前就已结束。第二，在这段期间，还有一大堆其他的事情发生，譬如说生理上的成长、性成熟及社交、运动等各方面技能的发展等。他们这时内外所受的压力都很强烈，可是由于师长、朋友的从旁辅助，他们仍能维持在平衡的状态中。

然而，一旦学生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以后，以往能给予他们协助的人都退了开来。大多数我们研究过的人，在实质上倚赖自己的程度比他们觉察到的还要多出许多。那些父母还健在的人，会觉得父母张开的保护网（虽然经常令他们感到憎恶）能使他们不受伤害。在某些方面，这也许是实情，但在工作上却非如此。

和欧洲及日本的学生比起来，美国的学生在选择职业方面，决定的时间往往太迟，以致有许多人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任何决定。不管祸福如何，在完成学业以后，他们照样踏入社会工作，并在那里再度用大学新鲜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工作，就好像自己仍有充足的时间慢慢选择职业一般。虽然许多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在工作 10 年后，他们仍无法决定自己在职业上该走的方向。他们到这个时候，唯一能下的结论是：“我想做个成功的人物。”

但在哪一方面呢？

总而言之，那些乐意认同某一职业的人，视“工作”为一个有机会让他们在本行成名的场合。另一方面，那些想在每一行都吃得开，并因此规避某一项专业的人，往往是用金钱的角度看待工作世界。在学生时代过度重视社交生活的人，进入社会容易变得过度重视金钱；迟早，他会完全以金钱报酬的多寡来衡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