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内容

在西学东渐以后，西医是早期被引进的一门近代科学技术。于是中医中药被说成是“不科学”的，他们认为中药尽是些草根树皮，治不了大病。这完全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谬论。事实上，我国古代医学家正是利用“草根树皮， 石头虫鱼”，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为保护人民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的中药学具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和特点。

首先，它有一套独特的理论系统。这些理论知识是根据对疾病的认识， 对药物的自然属性和在人体内的治病作用等概括出来的。中药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的属性。藏医学中更把药物的性能分成“六味”、“八性”和“十七效能”。这些独特的认识是其他任何医疗系统中所没有的。四气是“寒热温凉”，五味是“辛苦咸酸甘”。寒凉药能治热性病，凡发热的病多用寒凉药；凡是机体虚弱、体温偏低、手足冰凉的病症，多用温热药。升降浮沉指的是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趋向，升浮指向上向外的趋向，反过来就是沉降。如麻黄可发汗，升麻有消除下坠感觉的作用，因而属升浮药。一般说，凡是植物的花、叶部分，多具升浮作用，如辛夷、苏叶等；凡是子实和矿石类物质，多是沉降药（当然有例外），如代赭石、枳实等。经分析鉴定，古代对药物的这些认识，是通过长期实践概括总结出来的，是合乎科学道理的。黄连、黄芩、板蓝根一类苦寒药，都含有杀菌、抑菌成分，确可退热；而古代所说的杀虫药，有不少含有杀虫、驱虫成分，如常用的槟榔中含槟榔素，对多种寄生虫，尤其是绦虫，具有麻痹作用，至今仍是比较理想的驱虫剂。归经是指药物对哪一种脏器、经络具有亲和力的意思，在临床应用中，常要根据哪一脏器、经络患病，选用相应的药物。

其次，人们在治病过程中，积累和总结了对药物加工改造的独特方法， 称作“炮制”（或“炮炙”）。中药的炮制方法极其丰富，大致分水制、火制和水火共制等几类。水制如用酒泡、醋泡、水漂等等；火制如炒、焙、煅等；水火共制如蒸、煮等等。炮制是中药治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它的目的是消除毒性，增强药效，改变性能，便于服用、保存和去除杂质。举例说，乌头、附子、半夏这些药，都有比较大的毒性，不经炮制加工，吃了要中毒，而用姜、明矾浸泡加工后，毒性就去除了，药效仍保存下来。又如生地黄是凉性药，可以用来治热性病；如果把地黄经过反覆多次蒸熟晒干，却变成温性的，可以补血。加工炮制后，去掉杂质，可以做成便于服用和贮存的小片或其他剂型。所有这些，形成了我国中药独特的炮制学。

最后，中药的复方配伍以及采用药物的不同部位和剂型，也是独具一格的。一般说，中医大多采用复方的形式治病，一张方子，少则三五味，多的可达几十味。这些药物之间，互相配合，互相箝制，常常由于配伍的不同， 甚至剂量的变化，而达到不同的治疗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中，就已有简单的复方。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也记有许多复方， 以治疗不同的病症。如桂皮和麻黄合用，用来发汗治外感病；麻黄和杏仁、石膏等合用，却又是用来治喘咳壮热的；如麻黄配合白术、生姜，又变成消肿的方剂。再以当归为例，如果用完整的全当归，可以补血；如果用的是当归尾梢，却起行血活血的作用。同一味药的不同部位和不同配伍，作用这样不同，这是通过极其细心的观察和长期的实践取得的知识。

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不同的治疗需要，人们又发明了多式多样的治疗剂型。目前我们常用的汤剂、丸剂、散剂等，在两千多年前早就有了。古代的药物剂型，包括外用、内服，多达一二十种。有不少固定的方剂，已制成固定的剂型，沿用千百年。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白虎汤”、唐代的“四物汤”、宋代的“至宝丹”、藏医学中的“珍珠丸”等中成药， 至今仍然在临床中发挥有效的医疗作用。

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了多种特效药物。除去上述《神农本草经》中提到的以外，其他如鸦胆子治疗痢疾（阿米巴痢疾），苦楝、雷丸杀虫，海藻治甲状腺肿，动物肝脏（含各种维生素）治疗夜盲等等，都具有科学的道理。尤其突出的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华佗（145？—208），已经应用酒服麻沸散作为麻醉剂做外科手术。这种麻醉法在世界上具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拉瓦尔在《世界药学史》一书中，曾提到华佗精通麻醉术，古代阿拉伯国家应用吸入麻醉剂，可能就是从中国学去的。又如早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有应用绞取青蒿汁治疗疟疾的记载。已经证实，青蒿中含有抗疟药“青蒿素”，它的医疗作用比奎宁等常用抗疟药还好。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祖先在临床药物治疗方面有高度的成就。

古代的炼丹术在客观上也为中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由炼丹制出的产物，后来在外科上得到应用，如红升丹、白降丹等，至今仍是外科常用的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