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

遗传和变异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生物的进化过程，就是遗传和变异对立统一的过程。如果只有遗传，没有变异，那就没有进化发展了。但是如果只有变异，没有遗传，下一代将会和上一代面目全非，物种就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遗传育种正是在遗传和变异基础上进行的。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和“类生类”等，讲的就是遗传现象。汉代王充在《论衡·奇怪篇》中说：“万物生于土，各似本种，⋯⋯物生自类本种”；又在《物势篇》中说：“种类相产”。就是说物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能够“类生类”。他在《初禀篇》中还说：“草木生于实核，出土为栽蘖，稍生茎叶，成为长短巨细，皆由实核。”指出草木从萌发到生长发育，表现出各种性状，都是由种子决定的，也就是由上一代遗传性决定的。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从这种普遍的遗传现象中，认识到各种生物都存在遗传性。古籍中有很多关于生物的“性”、“本性”或“天性”的记载，认为生物种类不同，本性也不一样。其中有一大部分讲的就是遗传性。并且认识到遗传性和生活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生产中，必须“适其天性”，而不能“任情返道”，必须“顺物性”，应天时”，满足生物的生活条件，才能得到好的栽培或饲养的结果。

但是，遗传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国古代早就认识到生物具有变异性。王充在《论衡·道虚篇》中说：“万物变化，无复还原”，说的就是变异性。古代人民并且认识到变异是普遍发生的，这可以从古代对由于变异而形成的不同品种的认识来说明。《诗经·鲁颂·閟宫》载：“黍稷重穋，稙穉菽麦”，这里“重”通“穜”（tóng），指后熟，“穋”（lù）通“稑”， 指先熟，“稙”（zhí）指先种，“穉”指后种，说明当时已能区别成熟期不同的品种；此外《鲁颂·駧》还举出了十六种不同毛色、外形的马。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种谷》中说：“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性质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描述了谷子不同品种的成熟期、形态、品质、产量和出米率各不相同的特性。宋代刘蒙《菊谱》中不仅

记载菊花三十五个品种，而且论述了菊花品种的演变规律：“花大者为甘菊，花小而苦者为野菊，各种园圃肥沃之处，复同一体，是小可变为甘也，如是则单叶变为千叶亦有之矣”。他还引陈藏器的话说：“白菊生平泽，花紫者白之变，红者紫之变也。此紫所以为白之次，而红所以为紫之次云。”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黍稷梁粟”一节中说：“种类甚多，相去数百里， 则色味形质随方而变，大同小异，千百其名。”明夏之臣《评毫州牡丹》中， 所谓“具种类异者，其种子忽变者也”是对“突变”的认识。反映了古代对于变异普遍性的认识。

至于变异的原因，今天我们知道，营养条件、理化和生物因素 等等， 都可以引起变异的发生。我们的祖先虽然不可能像我们今 天这样认识深刻，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环境条件的改变和实行嫁 接可以产生变异。宋代王观在《扬州芍药谱》中说：“今洛阳之牡 丹，维扬之芍药，受天地之气以生。而大小深浅，一随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异容异色间出于人间。”又说：“花之颜色 之深浅与叶蕊之繁盛，皆出于培壅剥削之力。”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引苏颂的话说：牡丹“近世人多贵重，欲其花之诡异，皆秋冬移接，培以粪土，至春盛开，其状百变。”这说明通过改变营养条件、嫁接等可以导致变异的产生。

尤其可贵的是我国古代已经知道变异是形成新生物类型的材料。宋代刘蒙在《菊谱》中描写了三十五个菊花品种以后，有这样一段精采的评论：“余尝怪古人之于菊，虽赋咏嗟叹尝见于文词，而未尝说其花怪异如吾谱中所记者，疑右（当作“古”——引者注）之品未若今日之富也。今遂有三十五种。又尝闻于莳花者云，花之形色变易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以为新。今此菊亦疑所变也。今之所谱，虽自谓甚富，然搜访有所未至，与花之变异层出，则有待于好事者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真实地反映了栽花人的宝贵经验， 如牡丹之类花的形色经常在变异，只要年年选取有变异的，保存它 的变异，就可形成新的生物类型。刘蒙据此推测，丰富多采的菊花品种也是通过对变异的选择而形成的。明代袁宏道（1568-1610）《张园看牡丹记》中说： 张元善“每见人间花实，即采而归，种之二年，芽始茁，十五年始花，久则变而为异种。”

这些以变异为材料可以实现由少数类型到多数类型的思想，不仅可以直接指导生产实践，而且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已经具备了生物进化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