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疗法的发展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医家已把针灸的临床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如 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在《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两书中，除了记有在经脉循行路线上的各种疼痛、痉挛、麻木、肿胀等身体局部症状，以及眼、耳、口、鼻等器官症状外，还有一些全身症状如烦心、嗜卧、恶寒等，都是用灸法治疗的。此后在战国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已经多方面记述了针灸的适应

症，并且进一步论述了各种脏腑疾病、热病、疟疾、痈疽等病的针灸治疗， 更加扩大了针灸适应症的范围。

《黄帝内经》还对针灸治疗所使用的一些手法，如针灸的补泻手法，身体左右交叉刺法（称“巨刺”和“缪刺”），以及其他各种名称的手法，作了详细介绍。

当时已有不少精通针灸的医生，例如《史记》记载的扁鹊就是其中之一。相传扁鹊在各地巡回行医时来到虢国（今陕西宝鸡一带），听说虢国的太子因病刚刚死去。扁鹊和他的学生赶到宫门，询问了太子的病情，知道太子死亡的间时还不长，根据他的医疗经验主动提出可以救活。虢君听说，急忙请他医治。经过扁鹊的精心望色、问症、切脉等诊察，确定太子是“尸厥”（类似休克），并非真正死亡。扁鹊应用针灸等医疗方法进行抢救，结果很快使

太子苏醒过来，恢复了健康。这件事一直为当时的人民所传颂，说是他能起死回生。

以上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针灸疗法不仅已经相当普及，而且在医疗质量上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秦汉时期，我国先后出现了两部比较系统的针灸学专书，就是秦汉之际的《黄帝明堂经》和三国时期的《针灸甲乙经》。这些著作进一步总结了针灸治疗的经验。特别是对于每种疾病的针灸取穴，以及每一俞穴的主治病症范围，都作了归纳整理，对于后代针灸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此外，这时还出现了一些绘有针灸俞穴图的著作。

到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针灸学著作不仅数量上有了很大增加，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此外还有不少彩绘针灸挂图、针灸图谱、灸疗专书和兽医针灸著作等。例如唐代著名的医家孙思邈、王焘等人的医学著作中，都专门详细地记述了针灸疗法。孙思邈还绘制了三幅大型彩色针灸挂图，分别把人体正面、背面和侧面的十二经脉用五色绘出，把奇经八脉用绿色绘出。王焘又分绘成十二幅大型彩色挂图，也用不同的颜色绘出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当时的针灸疗法和其他医学科目一样，都被正式列入了国家的医学教育课程，明确规定以《黄帝内经》、《黄帝明堂经》等做教材。太医署里还专门设立了针博士、针助教、针师、针工和针生等职衔。这些都说明当时针灸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以后到近代，我国医家又陆续编写了大量的针灸学著作。著名的有北宋医官王惟一主持编修的《铜人俞穴针灸图经》，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等，都是有相当学术价值和流传很广的书。

为了使针灸图的形象更加真实化和富有立体感，王惟一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 1027 年）编写《铜人俞穴针灸图经》的同时，还在医官院主持监制了最早的两具刻有经脉俞穴的铜质人体模型，叫做针灸铜人。这种铜人除了供教授和学习辨认俞穴外，还可作考试用。据说，在测验针灸课程的时候， 先把铜人外面遍身涂蜡，铜人体内盛满了水银，然后给铜人穿上衣服，让医生试针。如果能准确地刺入孔穴，就可以使水银射出；如果取穴位置错误， 针就不能刺入。可见针灸铜人是一种造逼型真、构造精巧的教学工具。

此后我国还陆续制造了很多针灸铜人，其中有明、清太医院制造的，有民间医生制造的，也有药铺制造的。它们都在促进针灸的教学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可惜的是过去不少针灸铜人有的已在战乱中损毁，有的已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掠去。像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 1443 年）太医院监制的“正统”

铜人，就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被帝俄军队劫去，至今还存放在列宁格勒（现又改名圣彼得堡）博物馆里。

我国历代医家还对针灸疗法的工具和技术方面作了不少改进，创造了多种多样的针刺方法（如火针、温针、梅花针等），发展了灸疗方法（如一些

药饼灸法、灯火燋法等）和艾卷（如所谓“雷火针”，“太乙针”等），不断丰富了针灸疗法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