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150—219）编写的，书成于战国后期公元三世纪初。后人把本书分别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简称

《金匮要略》）二书。《伤寒杂病论》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对伤寒（急性热病）和杂病（以内科病症为主，也有一些其他科的病症）在诊断和治疗

方面的丰富经验。作者张仲景在他的整个医疗活动中，提倡“精究方术”，反对用巫术治病。他主张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创用的验方），也就是他“自序” 中所申明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正因为作者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重视继承前人的医学成就，比较全面地总结人民群众的防洽经验，并且通过他自己反覆实践验证，予以归纳和总结，奠定了各科临床的基础，使本书成为在临床医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伤寒杂病论》在医学上的贡献，主要是诊断中的辨证方法，以及切合病情的多种治法和方药。

在诊断辨证方面，《伤寒杂病论》中运用四诊（指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分析病情。对于伤寒，把各种类型和不同的病程阶段，区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大症候群，每一症候群用一组突出的临床症状作为辨证依据。并且从具体病症的传变过程中，辨识病理变化，掌握病候的实质，这就是“六经辨证”。除此之外，并已具备八纲

（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的雏形，这种辨证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病症的属性，病位的深浅，病情的不同表现，以及人体的抗病能力，使诊治者由此对疾病获得纲领性的认识。

这部书从临床实际出发，结合古今医学的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八纲等辩证方法，加以有机地联系，并从伤寒和杂病各类病症中，总结出多种治疗大法。后人把它归纳为“八法”，就是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它的治疗原则是：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于上用吐法，邪实于里用下法，邪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属于积滞、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法则，概括性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或单独使用，或相互配合应用。诊疗疾病或分析病症，讲究理、法、方、药（就是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相契合。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有关病症的论述，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规范。

《伤寒杂病论》共收选方三百多个，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有的医家尊称《伤寒杂病论》方是“众方之祖”，或称它是“经方”。实践证明，其中大部分方剂确有比较高的临床疗效，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承气汤、理中汤、四逆汤、肾气丸、茵陈蒿汤、白头翁汤、大黄牡丹皮汤等等。这些著名验方，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考验，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变化和发展的依据。《伤寒杂病论》除大量内服方药外，还介绍了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例如用人工呼吸为主抢救自缢，书中记载要先把人抱下来，解去绳子，盖被铺垫保暖，一人用脚踏自缢者两肩，用手挽住他的头发，不要放松，“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金匮

要略·杂疗方》）配合肉桂煎汤或粥汤喂含润喉，观察他能否含咽，如能就可停止喂含，再向自缢者两耳内吹气。这种综合的抢救措施的描述，具体、生动，方法又符合科学性。全书论述治法简要，并有实效。

综上所述，充分运用各种诊断方法，对病人复杂的症候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中医的治疗原则，确定治疗方法（这就是“辨证论治”），是从《伤寒杂病论》一书开始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的。后世把它作为诊疗中必须遵循的一种辨证的思想方法，体现了祖国医学独特的和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

由于受到时代和认识上的限制，《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唯心或牵强附会的论述，须予分析批判地对待。

我国医药学文献，浩如烟海。在《内经》以后、东汉三国以前，还有一些古典医籍，其中的《神农本草经》（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学专著）和《难经》（以论述中医基础理论为主，也分析了一些病症和针法、穴位等）是现存的另外两种名著。这四部作品，都是年代久远、有广泛影响的古典医籍。晋、唐以后，更涌现了大批医药文献，包括医学理论专著，有关生理、病理的著作，诊断学，本草学，针灸学，方书，各科临床（其中还有某些特殊病种，如麻风、结核等）的专著，综合性医书，养生，护理，按摩，外治法，法医，兽医专著等，这些著作的刊行，为人类保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①认真钻研有关文献，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对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一定能发挥积极显著的作用。

①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五卷，第 46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