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鸣器和隔声

在战争环境下，古代人发明了各种各样共鸣器，用来侦探敌情。早在战国初期，勇敢善战的墨家就发明了侦探敌情的方法。《墨子·备穴》记载了其中的几种：

在城墙根下每隔一定距离挖一深坑，坑里埋置一只容量七八十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这实际上就做成了一个共鸣器）。让听觉聪敏的人伏在瓮口听动静。遇有敌人挖地道攻城的响声，不仅可以发觉，而且根据各瓮瓮声的响度差可以识别来敌的方向和位置。另一种方法是：在同一个深坑里埋设两只蒙上皮革的瓮，两瓮分开一定距离，根据这两瓮的响度差来判别敌人所在的方向。还有一种方法：一只瓮和前两种方法所说的相同，也埋在坑道里，另一只瓮大，要大到足以容纳一个人，把大瓮倒置在坑道地面，并让监听的人时刻把自己覆在瓮里听响动。利用同一个人分别谛听这两种瓮的声响情形而确定来敌的方向和位置。

以上几种方法被历代军事家因袭使用。唐代李筌、宋代曾公亮、明代茅元仪等都曾在他们的军事或武器著作中记述了类似的方法。曾公亮还把《墨子》记述的蒙有皮革的瓮叫做“听瓮”，把瓮口不蒙皮革、直接覆在地道里谛听的方法叫做“地听”。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7）曾用大瓮覆人来听敌凿地道的声音。甚至在本世纪的一些现代战争中，不少国家和民族还继续采用这些古老而科学的共鸣器。

唐代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宋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卷六《警备篇》都曾描述另一种更加简便实用的共鸣器：军队中有一种用皮革制成的叫做“空胡鹿”的随军枕，让聪耳战士在行军之夜使用，“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中记述：牛革制成的箭袋，用作卧枕，“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至迟从宋代起，人们还发现，去节长竹，直埋于地，耳听竹筒口， 有嗡嗡若鼓声。明代戚继光也曾用这方法，谨防倭寇偷袭。伟大的科学家沈括还对以上瓮、枕等的功用作出了物理解释。他说：“取其中虚，”“盖虚能纳声也。”他的解释和现代声音在固体中传播的知识是一致的。当声音在像地面、铁轨、木材等固体中传播时，遇到空穴，在空穴处产生交混回响， 使原来在空气中传播的听不见的声音变得可以听见。值得注意的是，那种用竹筒听地声的方法正是近代医用听诊器的滥觞。

共鸣器是把声音放大，以便人能听到远处的声音。古代中国人还发明了隔声的方法。隔声是把声音约束在一定范围里，而不让它传播出去。明代方以智说：私铸钱者，藏匿于地下室之中，以空瓮累墙，使瓮口向着室内。这样，过路人就听不见他们的锯锉之声。“何也？声为瓮所收也。”（《物理小识》卷一《天类》）至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人们用同样的方法，把那种在地下的隔声室搬到地面上，以致“贴邻不闻”他室声。（郑先祖：《一斑

录》卷三《物理篇》）可见，中国人最早创建了隔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