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思维方式的流弊剖析

无主体思维

长期以来，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管理者习惯于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工作，依据本本和上级指示行事，缺乏独立判断决策的能力；而论资排辈、“没有功劳有苦劳”之类的信条，客观上也强化了上述趋势。一些管理者在这类思维习性影响下，失却了主体自我，思维单向，视野狭窄，依赖性极强，堕入了无主体思维的误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唯上、唯书、不唯实的思维定势。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呈现出急剧变动的局面，管理者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机遇、新选择，但有些管理者仍用抽象的原则和空想模式剪裁现实生活，仍习惯于“等、靠、要”之类的作法；他们对新生事物总是到自己熟悉的“本本”中去寻求根据，找得到的，心安理得，找不到的，如市场经济、外资、股票等、坝总怀疑其离经叛道，心中不踏实，从而取傍徨、犹豫甚至抵制态度，更谈不上实质性地开拓工作了。第二，在决策管理、宣传教育中也存在无主体倾向。个别管理者流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或出于私利，在决策、管理、宣传教育过程中，总是做做样子，摆摆架式，说些官话、套话、废话，而不是认真于些有针对性的实事。例如，某单位和企业出了问题，造成了损失，管理者在哈哈一声“又交学费了”中，不是主要找管理层决策和管理的漏洞与失误，而是把精力花在组织职工学习与反思上，要求他们吸取教训，等等。对于这类情况，这些管理者明显地搞错了主体。

极端型思维

我国曾长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为主导的封建制国家。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小生产者脆弱的经济地位使得人们的心理也经常处于动荡失衡又企求稳定的矛盾之中。人们总希望对事物作出一种单一、静态、一劳永逸的解释，而一旦遭到理论上的驳难和现实的无情嘲弄，人们往往又滑向全盘否定的极端。思维方式是传统与时代的积淀，管理者亦常常具有这种思维习性。例如，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认识，我们长期强调的是其间的冲突与斗争关系，“文革”时甚至发展为一种所谓“对着干”的“有无论”，即资本主义有的，社会主义不应当有，资本主义干的，社会主义绝不能干。改革开放后，个别管理者又羡慕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程度的发达、物质生活条件的舒适，甚至资本主义的“自由”来，千方百计公款出国旅游观光，安排子孙出国，等等。对人的评价也常常如此，一旦某人为其赏识时，他就什么都好；如果此人不幸失足，那么他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蒙蔽管理的可怕伪装，成为“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又一佐证。总之，判定事物非此即彼，采取行动多变偏激，是这种思维的典型特征。

实证型思维

多少年来，不少人抱定这样一个信念，即直接经验的真实性永远高于间接经验的真实性。他们断言，未来都是不确定的，只有现实才是真实的；他人全是不可靠的，唯有自己才是可信的。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的思考方法，患了思维的“近视症”。在现代社会，管理者的实证型思维使其拒绝与全社会交换和共享信息，拒绝作长期规划，拒绝搞长线建设，而只盯着眼前与自我，急功近利，有时甚至不计一切后果，因而危害是颇深的。目前这种思维习性在管理者中影响甚广，其实例简直举不胜

举。例如，有些地方的管理者忽视暂时难以看出经济效益的教育，对此投资极少，甚至听任一批批儿童失学；有些地方对于人才，只要是不想用或暂时用不上的，不论你有多大本事，一律闲置；有些管理者只考虑自己任期内可以立竿见影的短期行为，从不考虑长远规划，甚至为了“政绩”，采取一些后果极其严重的掠夺式经营，如拼设备、拼消耗、拼人才，只求产值利润，不管经济效益，甚至不惜牺牲企业发展的后劲；有些管理为贪眼前小利，不惜上马一批污染严重且效益并不可观的企业，或对森林滥砍滥伐，对草场过度放牧，对湖面水面乱加改造；更有甚者，为突出自己，大修“书记路”、“县长桥”⋯⋯这种短视、近利的实证型思维，既非“务实”，也非对人民负责，而是在以传统的政治本位思维模式影响下，管理者急功近利博取功名心理的反映。长此以往，必将淡薄管理的战略谋划意识和面向未来的勇气，并诱发形形色色的势利病。

封闭型思维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典型描绘。

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相反，却建立了许多“大而全”、“小而全”的单位，人与人之间、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这种封闭的生活环境限制了管理者的眼界与对外部信息的选择和吸收，从而使一些管理者一方面在心理上封闭起来，对上级与群众都缺乏一种坦诚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经验和知识的狭小天地里，而不能开放地多维地综合思考。例如，有些管理者横向联合怕吃亏上当，投资开发怕担风险，引进人才怕威胁自己的官位，对重复引进熟视无睹，对重复开发听之任之，对生产效率低下、产品竞争力差麻木不仁，而对纵向比较取得的些微成绩却沾沾自喜。一旦真的危机降临时，封闭型思维又使其束手无策，不知变通，往往只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有甚者，个别管理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惜以邻为壑，搞地方保护主义，如自设关卡，不许外地优质商品进入，以保护地区工业；在清偿债务中，一位管理竟这样“指示”法院：“凡别人欠我们的，一律从速判决；凡我们欠别人的，一律不要受理。”现代社会的发展正突破着地区性、区域性的限制，信息已逐渐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国际国内的交往已使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再要封闭只能是自绝于发展与进步，其结果只能是落后挨打，因此，管理者走出封闭思维的误区，积极参与竞争，已是大势所趋。

钝守型思维

长期缺乏竞争机制的农业社会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以及政府包揽一切的体制，造成了人们的依赖和安于平庸的心理，于是，一些管理者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且只要不出错，随着年资的增长也可得到提升，这样，不少管理者创业的冲动弱化了，风险随能力降低了，竞争能力也随之减弱了。不少管理者信守锐功不如钝守、冒风险不如求稳妥的信条，一件事情无论有多大的社会效益，但只是管理者本人要承担风险，便犹疑难决，有些甚至期望坐视先行者的失败，从而相对换取自己的成功来慰藉自己。他们把创新视为穷折腾，即使置身于改革大潮之中，却惧怕生活的挑战与刺激，而没有以天下为己任，以强国为圣职的激情，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魄力。于是，恪守古训，不思进取，清静无为，成为一些管理者的行为准则，长此以往，也成为其落后于现时代的思想根源。

求同型思维

长期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不但追求制度上、行动上的大一统，而且追求思想上、观念上乃至做人模式上的大一统，这使得人们认为“同”是安全的，可取的，而“异”则是危险的，需要排除的。积淀的心理上，就是认异为敌，盲目排斥。在生活中，一个人若有鲜明的个性、与众不同的见解、独特的行为方式，他不是惊喜，而是惶惑。人们思维的目的主要不在求得真理，而是消除差异，达到一致。久而久之，同则存、同则顺、同则安，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意识被谈化，求异思维的勇气与能力衰退，而从众意识、服从意识和求同思维则被强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有些管理者便千方百计地去揣摩上级的心理与意图，以求得“紧跟”。另一方面，一些胸襟狭窄的管理者又要求下级和群众对他言听计从，否则便予以整治。例如，在人事安排上，一些管理者喜欢用一种气质和性格的人，个别的甚至重用亲信，排斥异己，搞宗派主义；在听取意见上，有些管理者听不得不同意见，更不喜欢批评；在决策方案选定上，喜欢搞“一言堂”，只提取与自己相同的成分，而不能兼容并包，广纳博引等等。事实上，同和异交相辉映、互相消长，方使世界充满活力。没有求异思维，就不能有“一国两制”的构想；没有求异思维，就不可能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举，因此，管理者得应有宽阔的胸怀和汇纳百川的气魄，只要是为了人民的事业，应该敢用“异己”，敢纳“异言”，以开创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