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护章士钊的同时，周恩来

想到了更多的朋友⋯⋯

章士钊的问题出来后，周恩来心急如焚，他想到了与章士钊处境相同的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战朋友。这些人也需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啊。

就在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同一天，周恩来亲笔开列一张“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这张名单上，首先提到了十三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和李宗仁。保护范围也包括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政协等首脑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

围绕着对这批高级民主人士的保护工作，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勇气，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斗争。

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就密切关注着民主人士的安危， 他凭借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有意识地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正值酷暑，张治中等几位老先生在北戴河疗养，周恩来马上想到他们若回到北京，可能会碰上红卫兵抄家这种事，因此，及时派中央统战部一位负责人到北戴河去， 向几位老人打招呼，让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这实际是对民主人士保护性工作的开端。

毛泽东关于保护章士钊的指示下达后，周恩来多次找有关人员商量具体办法，根据被保护人的不同情况，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问题细致而周到。

他想到张治中等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出现差错，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影响。因此，他委托一些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他们暂时离家避一避。

周恩来在开列保护名单的当天，还请秘书告诉军委后勤部的一位负责人，通知三○一医院准备接收他们住院，理由是：一则这些人年老多病；二则免得被红卫兵斗争。周恩来指出：这些人都是高级民主人士，又是政府人员，不是当权派，不是现行反革命，政府有责任保护其生命。在医院里，他派部队的同志作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

为防止红卫兵跟踪骚扰，周恩来特别嘱咐有关人员要秘密护送。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去，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程潜先生的夫人郭翼清后来回忆：“那天，一个陌生人来到我家，他不报姓名，不讲工作单位，不允许家人相随。因为不认识这个人，外边又那么乱，我很害怕，就悄悄地请程老的司机去看看，因为他常陪程老活动，认识人多。司机回来说，那个人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们全家才放心下来。临出门时，那位同志又叮嘱程老将名字改一改，后就用了程老的小名。当时，我们不知道他将程老护送到了三○一医院保护起来。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和程老见面，衣服、用品有人来取。”

除程潜外，周恩来对张治中、章士钊、李宗仁都采取了这样的保护办法。对郭沫若亦采取相同措施护送到外地，直至形势稍稍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以保护。他派一些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带红袖章，装成红卫兵的样子，住在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他们还同当地派出所和所

在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鼎、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