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提出以“要重工业，又要人民” 为出发点，坚持“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指导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

为了向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一个较好的关于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安排下年度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依据，同时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在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转到了对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指标的研究和计划的编制工作上。

1957 年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 1956 年 7 月开始编制的。

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 243 亿元。当经委

把投资压到 150 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嗷嗷直叫，反对再往下压了。

看到这一情况，周恩来对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摘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他认为必须根据凡年来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以苏联、东欧国家不顾人民生活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酿成比较严重的社会后果为鉴戒，在 1957 年计划中充分体现“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究竟怎样才算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周恩来同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心心相应，达成共识：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趋于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下不来，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也就必然会继 1956 年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供需紧张状态在 1956 年过多地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因此，要下决心把基本建设投资压下来，而且要压到大大低于 1956 年投资金额的程度。

基于以上认识，10 月 20 日到 11 月 9 日，在 3 周时间里，周恩来共主持

召开了 10 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 1956 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 1957 年计划的控制数字。

会上，个别同志对 1956 年急躁冒进造成的危害看得并不清楚，仍旧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说：“1956 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

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当即，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这种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恳切地说道：“这 4 个字（指前一发言人提出到冒、松、紧、分）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李先念发言支持这个意见，并且强调说：“今年的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明年就压不了。”“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从统一思想的目的出发，11 月 9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比较系统地陈述了自己对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的看法，严肃地指出：从“我们国家这样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国情和“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他强调：“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就是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所以，对于高指标“应该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当然决定了就要执行，但是有意见还可以保留。”由于反冒进已经进行几个月了，急躁冒进给经济带来的危害，在各部门特别是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感受更加深刻，又由于这次会议把重点放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上，因此使“总想把工业多搞一些”的少数同志也认识到“过去的想法有些片面和主观”。这样做，既团结了同志又统一了思想。11 月 10 日至15 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国务院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全会上继

续反对急躁冒进。开会的第一天，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了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使全党高级干部从过去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更多教益，周恩来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的某些弊端，联系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再度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 1956 年的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作准备。因此， 1957 年计划的方针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否则，将进一步影响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同时，他说：这次全会提出的财政预算、生产和基本建设等指标。“是很初步的数字”，“经过全会讨论，把方针批准”，“再待经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核算，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恰当的”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

这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就国家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

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和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事，还高兴，还得

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一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毛泽东对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全面性的反冒进的会议，感到意

外。进而，他认为反冒进到二中全会已经“到了高峰”。于是，他在 15 日讲

话中谈了 7 点意见，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其中，他缓缓而有力地强调：

“我们看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 18 年，一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 1958 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增产⋯⋯

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相左的意见，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在报告中

所阐述的重要意见和制订 1957 年计划必须坚持“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仍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并且在会后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11 月 17 日，周恩来出访越南、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在反对急躁冒进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方针的指导下，陈云担负起

了主持制订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担。

根据再次摸底后的情况，1956 年 12 月 17 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商讨进一步减少 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

陈云提出：明年投资究竟搞多少，“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负着 6 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把投资压缩好， “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计划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会议决定再将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114 亿元，待进一步算帐后提中央讨论。

出访中的周恩来，中途于 1957 年 1 月 3 日回国休息，1 月 7

日再次踏上出访的征途。这天，陈云前往送行。据薄一波回忆：

陈云同志送总理回来后赶紧打电话给我，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 3 次，他要

我转告你，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 100 亿元。”这时我正准备拍板。于是，我在会上说：

“不要争了，接总理的指示定为 110 亿元（因为陈云同志讲的是上海话），我把 100 亿元

听错了，听为 110 亿元。”可见，总理反对急躁冒进很坚决。

为了深入总结 1956 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经验教训，有利于 1957 年计

划的制订和该年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1957 年 1 月 18 日，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问题》的重要讲话。

陈云阐释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道理，指出：“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他还提出应当用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这样的“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

27 日，李先念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继续强调：从 1956 年冒进给财政金融带来的重要的后果中，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财政、信贷和物资必须统一平衡。”“只要在正常收入的范围以内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银行透支，保持这个限度，大体上就可以做到信贷平衡。财政和信贷平衡了，大体上整个物资也就是平衡的。”

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次会议的反冒进气氛也有所不快。他说：

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估计低了，那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是二中全会解决了的，但是这次会上（我们一共开了 8 天会），还有许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可见得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还有问题。

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国务院进一步对 1957 年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和

财政支出指标进行了核算和压缩，并在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安排了 1957 年计划。到 4 月，访问归来不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 44 次至 46 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了对基本建设投资、行政经费、军费、社会购买力、劳动计划和文教卫生等指标都作了压缩的《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计划（草案）》确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 111 亿元，规定工业和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4.8％、7.1％。

在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下，国民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物资、信贷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 1957 年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