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球转动了大球”，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 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1971 年，樱花盛开的时节。

日本著名城市——名古屋正在翘首迎接前来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各国健儿们。

在人群中，人们又看到了很久没有在国际乒坛上露面的中国运动员矫健的身影，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林惠卿、郑敏之

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运动员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参加这次比赛是十分不容易的。每当提起这场赛事，熟悉内情的人们都会想起周恩来，想起他为设计那座中美友谊的桥梁而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

乒乓球队出发前，周恩来向他们交待了一项任务：为加强与各国乒乓球队的交流，赛后可以邀请几个国家来中国访问。他特别提到匈牙利说：“不是说他们打得好吗？你们到了日本，务必向匈牙利发出邀请，请他们到中国来访问，相互交流。”

1. 月 30

   日，美国乒乓球队听到中国队邀请南斯拉夫访华的消息。在名古屋比赛休息大厅内，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国际乒联理事、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罗福德·哈里森碰见中国乒乓球队负责人宋中时，忙问他还准备邀请哪些队访问中国，并说：“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斯

廷霍文还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选手到美同去。”

美好的信息随着电波传向中国。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向中央写的报告的结论是：“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

这时，名古屋又爆出比世乒赛更加爆炸的新闻。4 月 4 日这天，世乒赛五个单项比赛全面展开。经过充分的准备活动，中国运动员提前乘车赶往爱知体育馆。当汽车就要发动时，一位长头发的两方运动员也跳上了车。车上的人一下就认出，他就是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格伦·科恩。原来，他因为练球耽误了时间，找不到自己队的车子了。当年参加比赛的中国著名选手庄则栋回忆说：“他很自觉地站在车门口，也不动。汽车一直向前开，路上大约走了 10 几分钟，他就站了 10 几分钟，也不跟中国人说话。中国运动员也没有一个人主动同他说话。”

当时，庄则栋坐在车的最后一排，这时，车快到站了。看到科恩很窘迫， 庄则栋站了起来从挎包里拿出一块析叠好的东西递了过去，并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这辆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

科恩打开一看，是一幅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上面是黄山风景图。

庄则栋曾经连续三届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能够得到他的礼品，科恩十分高兴。

他们相拥着走下车，迎面碰上了一群记者，他们一眼看到这新奇的现象， 看到科恩手中拿的中国织锦，十分兴奋，也感到非常惊奇。顿时，闪光灯中快门频频按下，拍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

第二天，日本新闻媒介争先恐后报道了这条令世界瞩目的新闻。当天， 科恩在地铁站买了一件运动衣回送庄则栋，并又拉着他一起拍照。中美关系的新动向，引起了各国更大的关注。

名古屋传来的信息，也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注意。虽然，他们都在那份认为美国运动员访华的时机尚不成熟的报告上划了圈，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形势的新判断，一个新的决定正在他们头脑中悄悄地酝酿。

新闻工作者钱江在他的书中写道： “星光闪烁，灯光如水，映照出毛泽东的高大身影。在他的办公桌上，

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已经放了几天了。

对于这份报告，周恩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在报告中加进了一段话： 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在文件未端，周恩来写了三个字：‘拟同意’。他本人不作最后决定，没有把报告批下去，而是于 4

月 4 日将它呈送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没有当即批示，但也没有让秘书把它拿走。这个情况说明，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因为等不到毛泽东的批示，名古屋的赛事就要结束，外交部就把周恩来批过的文件内容告诉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结束比赛的日子即将临近，周恩来提醒毛泽东，4 月 8 日，各国代表团

将纷纷离开名古屋回国。毛泽东面对新的抉择。

吴旭君，这位当年毛泽东的护士长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下决心时的情景：

“毛主席在 4 月 6 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怖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 4 月 6 日那天，他要提前

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 11 点乡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楞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呵，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池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侍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 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他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 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 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毛主席做了最新的决定。”

消息传过去，名古屋震动了。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 31

届世界乒乓球比赛结果的关注。小球终于转动了大球。

有人称赞庄则栋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的关头所作出的贡献，而庄则栋却说了这样一句寓意深刻的后：“我只是把乒乓球从球台的这一边打到那一边，而周总理是把友谊之球从地球的这一边打到了那一边。”

1. 月 10 日，美国乒乓球队经香港飞抵北京。

4 月 14 日，周恩来在神圣的人民大会堂接待了来自美国、加宁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他亲自为这次会见设计了椭圆形会场。

在热烈而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同美国朋友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周恩来问斯廷霍文：团长先生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吧？

斯答：是的。我们代表园每个成员都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周问：对中国有点生疏吧？

斯答：是的，对中国完全不熟悉，但对你们的好客很熟悉。周说：中国有句古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斯说：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说法，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很好的朋友。我们欢迎中国朋友去美国访问。

接着，周恩来仔细询问了几天来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会见中，调皮的科恩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问题：”总理对目前在美国青

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亲切而耐心地回答他：“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的粗浅的、表面的观察。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别的国家的青年来访问时，我们发现他们不一定和你们同一派，但是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形式，比如留长头发，等等。我碰到过英国青年也有留长发的，碰到过日本青年也有这样情况的。”

科恩很有兴致地插话说：“对，总理先生。这些表现形式是许多日子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有少数人熟悉。”

周恩来继续说：“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 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我只能回答这些了。”

周恩来的坦诚使科恩深受感动，回国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为此，科恩的母亲非常感谢周恩来对他儿子的影响。

最后，周恩来请美国朋友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