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对他们遇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力帮助解决

1984 年 12 月 11 日，香港《文汇报》上记载着这样一条新闻：

香港前任总督麦里浩说：“在我作为总督的年月中，我发觉中国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广东的官员一贯地和日益增加地提供帮助。”

他的话毫不夸张。周恩来作总理期间就是这样做的。

对香港大到政治问题，小到物资淡水供应，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些工作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政治局势的稳定、人民生活的保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香港同胞很难忘记，1962 年秋天至 1963 年初夏那段旱情严重的日子。在这几个月中，从大陆深圳到香港几乎没下一场雨，土地十裂，淡水缺乏。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连有限的死库容水量也被抽上来使用。到处可以看到，水龙头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干旱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

面对无水之苦，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联名给广东省省

长陈郁写信，请求协助解决香港用水的困难。香港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广东省人民政府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提供帮助。当时，广东省人民政府一方面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开始酝酿讨论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

香港供水的困难很快传到北京，传到周恩来耳中。他非常重视这件事，并且积极支持广东人民政府采取的措施。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准备访问亚非各国。出访之前，他绕道广东，亲自了解并过问了供水香港的问题。

12 月 8 日，周恩来到了中南局书记陶铸家中，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汇报石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陶铸、陈郁、曾生等人。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作出六点指示：

一、向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所谓事实上连在一起而公开的又不连在一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

二、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

三、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作为援外专项项目。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办比较主动，不用他们插手。

四、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设投资费用，水费应该实行经济核算，每一吨收一角钱（人民币），可定下来，不要讨价还价。

五、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委，由国家计委审查批准。

六、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请港英当局派人进来谈，谈判如何进行，由广东省请示外交部决定。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64 年 2 月，石马河工程全线开工，到 1965 年春天仅用一年的时间即竣工。这项工程不仅解决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完成了对港供水计划，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食用水的局面。

对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周恩来都是及时制止，予以纠正。

1956 年 10 月 10 日，是辛亥革命 45 周年纪念日。然而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国民党特务分子在香港九龙制造了大规模的骚乱和暴行。他们纠集了数干名暴徒对许多学校、商店、居民进行袭击、抢劫、纵火，使香港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危害，周恩来非常气愤，两次会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抗议香港当局没有及时制止这一暴行，要求他们保持在港中国居民的安全。

1967 年 5 月 6 日，九龙新浦岗“香港人造塑料花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警方进行镇压打伤许多工人。香港地下党领导的工会，受到国内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影响，组织工人、市民罢工、罢市，人们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墙上张贴大字报，高呼“爱国无罪，抗暴有理”，情形就像内地发生的红卫兵运动一样。民众和警方发生严重冲突，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最终遭到警方镇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震撼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对这种“左”的作法，中共中央是不赞成的，在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纠正了这一错误，坚持了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