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战犯的管理和改造，二百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集中功德林

中共中央的方针确定后，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实行了全国战犯大集中。战犯中的二百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管理人员向他们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接着，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五云山下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做说服开导工作。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 1959 年 6 月至 10 月，这批战犯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统一祖国的事业中贡

献自己的力量。

1959 年 9 月 14 日，国庆十周年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9 月 17 日，二届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决定在国庆 10 周年之际，对一批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这个消息犹如巨石击水，打破了沉闷的功德林。战犯中由宋希赚起草，邱行湘缮写的第三封感谢信寄向中南海。信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未来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的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沦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的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 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

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 年 10 月 2 日

两个月后，首批特赦战犯名单确定下来。

1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首批战犯三十三名，其中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有十名。

那天，功德林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悦情景。礼堂上方悬挂着红绸做的大横幅，上面贴着白色的仿宋体字，透着热烈而又肃穆的气氛。

主席台正中，坐着严肃而英俊的法官，两边分坐着中央统战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的高级干部。台侧面还坐着战犯杨伯涛的儿子杨健华和郑庭笈的女儿郑心楠，他们是亲属代表。

法官开始公布特赦名单，台下死一般寂静，人们唯恐漏听了自己的名字。“杜聿明——宋耀武——曾扩情——宋希赚——陈长捷⋯⋯”

法官换了一口气，接着念道： “杨伯涛——郑庭发——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以上人员，改

造 10 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话音落后，沉寂片刻，会场骚动起来。

杨健华和郑心楠分别代表亲属们讲了话，向党和政府表示感谢，并希望自己的父亲回家以后继续改造，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第一批特赦的这 10 位将军，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十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术代皇帝傅仪

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周恩来这样安排有着特殊意义。因为，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亲信多数来自黄埔系，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也深有影响。依靠这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来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

功德林特赦大会的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出来，这个消息随着电波传向海外，传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