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会议，斗争还在继续，周恩来领导全党全军，系统批判陈伯达，同时要求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

9 月 9 日，周恩来告别庐山，返回北京。

庐山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

还在庐山时，陈伯达已觉察到事情败露和后果的严重性。8 月 29 日，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的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

但是，经过庐山的一场较量，林彪也看清了形势：阴谋掩盖不注，陈伯达也保不住了。

自从陈伯达被点名后，林彪寝食不安，竭力同陈泊达划清界限。他说： “我和陈伯达过去没有接触”，“军队的几个同志过去同陈伯达也没有共过事”。

林彪难道真的同陈伯达没有关系吗？毛泽东在反驳叶群所说的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言论时指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部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领导了批判陈伯达的斗争。他和康生、李德生组成三人小组负责陈伯达专案组。

为了争取大多数，牢牢把握军队的大权，1970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在

38 军党委会批陈报告的批示中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这个举动，毛泽东称为是“甩石头”；随后，他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称为是“掺沙子”；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称为“挖墙角”。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开好北京军区党委会（历史上称为华北会议）的问题。12 月 18 日，周恩来在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向列席会议的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毛泽东对 38 军报告的指示。会议决定先用三天时间开好军区党委扩大会，初步统一认识。19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写的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指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做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 月 22 日，华北会议召开，批判揭发陈伯达的斗争拉开帷幕。

会前，周恩来找吴德、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等谈话，谈了毛泽东对38 军报告的指示，并要他们几个在会上做检查，批揭陈伯达。对华北会议的情况，吴德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几个人在会议上检讨了，华北组在庐山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6 号简报，一个是跟着陈伯达起哄。吴忠等人也在华北会议上检讨了在庐山上的错误表态等问题。

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在唐山发表了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制造了一起大冤案。

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紧张极了，派他的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档案。李雪峰派秘书回去的情况，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他的秘书还没把文件、档案销毁，就被紧跟而来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闹大了。

周总理让我们去帮助李雪峰，我到京西宾馆去看了他，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次见李雪峰。

华北会议上说李雪峰与陈伯达有关系。根据当时情况，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他在北京市工作不到七十天，他的思想状态我知道一些，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有些问题上有对立情绪。

在华北会议前期，我主要是检查了我被陈伯达的讲话所迷惑和在 6 号简报上签字等

问题。因为我没有参加 8 月 24 日的小组会，我也没有在 8 月 25 日的小组会上表态，所以也检讨不到更多的问题。后来在抄李雪峰家的材料中发现了李雪峰写的一本庐山会议日志，他在日志上记叙了 8 月 25 日他与我在河北的几位同志发言一事上有不同意见。

纪登奎告诉我发现李雪蜂的日志后，中央认为我和陈伯达、李雪峰这些人没有关系，也没有参加 8 月 24 日的小组会。这样，周总理找我谈话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参加会议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字，他要我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揭批陈伯达，要我不必再作检讨。”

华北会议上，一些同志出于激愤，不够冷静，使周恩来很焦虑。他认为，

不正确引导，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破坏了团结。1971 年 1 月 4 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连夜致信毛泽东，主张应该对北京军区的问题一分为二，不要全部否定。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开好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和宣传落实的办法。

1 月 20 日，周恩来又致信毛泽东和林彪，再一次汇报华北会议的情况，他在信中说，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方、各单位的群众关系，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周恩来密切关注着华北会议的局势，悉心指导批陈斗争。周恩来认为，陈伯达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支持武斗的祸首。陈伯达问题涉及到北京军区的一些干部，周恩来认为应该区别对待，不要混同起来。l 月 24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总结性讲

话，系统地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井严肃指出了北京军区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他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的决定。华北会议期间，中央军委也召开了座谈会。毛泽东多次指示，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做检讨。但是，他们却按兵不动，既不批陈、也不检讨。这使毛泽东非常气愤。2 月 20 日，军委办事组为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指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然而，军委办事组在讨论毛泽东批评他们的指示时，仍不悬崖勒马，黄永胜在会上念了唐朝诗人章蝎的一首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以此来攻击毛泽东。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对他们仍旧采取了挽救态度。周恩来多次分别约他们谈话，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敦促他们认识错误。但是，他们不思悔改。为打破林彪的山头，4 月，中共中央从各军区派负责同志参加了军委办事组。

4 月 15 日开始，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29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做总结性发言，周恩来指出，黄永胜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

几乎与此同时，林彪借口养病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随即他又派林立果从苏州赴上海，接着去杭州策划反革命政变。林立果一伙制定出代号为

《“571 工程”纪要》的行动纲领。

斗争的形势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尖锐，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