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陈云等开展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倾向的工作，

大力削减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6 月 5 日，即在中共中央提出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第二天，周恩来便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商议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研究继续压缩经济建设实践证明仍不实际的 1956 年国家预算问题。

针对有人不同意削减预算一事，面带严肃神情的周恩来，说明了“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预算高了就“一定要削减”的道理，强调“要打破预算不能修改”的观念。他以协商的和缓口气指出：“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他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周恩来在说明理由并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后，他综合李富春、薄一波在会上提出的意见，确定按 5％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其中再次把基本建设经费由 147

亿元削减到 140 亿元。

6 月 12 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针对有人不同意在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的财政决算和预算的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问题，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的说法，毫不让步地坚定指出：“去年 12 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月 15 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

于 1955 年国家决算和 1956 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他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

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以上意见，为全国人大会议所完全接受。

为了配合国务院、中共中央自 5 月以来开展的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斗争，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对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并为中共中央充分肯定的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的意见作了深入阐述，既充分肯定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断前进的，又中肯地分析了经济建设中客观存在的急躁冒进问题。

在这之前，社论初稿写出后，6 月 12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致信刘少奇： “嘱写社论，已由本部王宗一同志写好。我们认为可用，转送上请阅正”。胡乔木、刘少奇对社论初稿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随后，刘少奇函告毛泽东：“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审阅时，只批了“不看了”3 个字。

单从字面上看，毛泽东对社论稿未置可否，但在实际上他是不同意这篇社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这可以从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对《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批语和多次批评中得到证实。

毛泽东指示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印发与会人员，并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同时，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说：《人民日报》社论是 6 月 20 日发表的，距

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 5 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引用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是在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话说回来，这段时间，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国务院会议、中共中央会议上所进行的反冒进斗争，全国人大会议对反冒进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为动员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和在经济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使已经冒进的本年度经济从下半年起开始逐步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并为向八大提出一个比较实际与稳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