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时常提起你们这些人， 他一直很想去西藏看看。”

邓颖超曾对藏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才旦卓玛说：“总理时常提起你们这些人，他一直很想去西藏看看”。

“一直很想上两藏看看”，是周恩来的遗愿。

没有能够去西藏看一看，的确是周恩来生前的一件憾事。1975 年 9 月， 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拉萨的每一个角落。西藏人民迎来了藏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喜庆日子。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拉萨参加庆祝活动。

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夕，团长华国锋来到医院看望周恩来。

那天，已经是晚上 12 点钟了。身体虚弱的周恩来还没有休息。他在病塌上对西藏工作作了最后一次指示，表达了他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他请代表团的同志们把电影片《海霞》、《养蜂促农》，带去给西藏的同志看，并嘱咐不要说是他送的。周恩来还关切地说，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很艰苦，这几年工作取得了成就，去了要多加鼓励。他还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要保证干部数量，也要保证干部质量，要把真正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提拔起来。领导班子要坚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建成一个团结战斗的班子，有这样的领导班子，工作就能搞好。他还强调：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西藏在这个问题上是注意了的，也是有成绩的，但不能满足。他说：“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政策要执行好，干部要培养好，人民要团结好，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工作就能搞起来。”周恩来虽然一直没有机会去西藏看一看，但是，他对西藏的关怀却深深

印在藏族同胞的心中。对十世班禅的关怀与爱护，集中体现了周恩来对西藏的深情。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我国藏族宗教领袖和西藏地方政治领袖之一。1943 年，他被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后被称为十世班禅。建国后，在周恩来关怀下，十世班禅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进步的作用。

1951 年春，当班禅还是一个 13 岁的孩子的时候，就与周恩来结下了忘年交。

那一次，13 岁的班禅大师率领其属下的办事机构堪布会议厅的 40 余名僧俗官员到达北京，和中央政府共商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

当天晚上，周恩来为小班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身着桔黄色绸缎藏袍的小“活佛”一脸聪慧与灵秀。在共和国总理的面

前，他显得有些腼腆和拘谨。周恩来并没有因为他年龄小而给以轻视，而是给予他最高的礼遇。班禅十分感动，他向周恩来献上一条质地优良的洁白哈达，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班禅坐在周恩来身边，逐渐消除了紧张的情绪。他们开始了愉快而亲切的交谈。周恩来仔细询问了西藏的情况、内部的团结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还代表党中央表示了对班禅的热情欢迎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共中央对西藏的政策。

会谈结束后，大家起身步入宴会厅。周恩来在入口处停步，他右手微微弯曲，同时伸出左手，示意请班禅先行。班禅见状，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的请周恩来先走。在相互谦让的情况下，周恩来改变了主意， 他挽起班禅的右臂并肩走进大厅，这件事给年少的班禅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不久，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安排下，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范明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任命梁选贤为堪布会议厅副秘书长，共同负责护送班禅返藏。

由于历史的原因，班禅集团和达赖集团之间存在许多矛盾，中共中央一直采取了促进西藏内部团结的方针。

1954 年，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班禅和达赖一起被邀请来北京参加会议，共商国是。周恩来还亲自到前门

车站去迎接他们。第二年初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专门讨论了西藏的工作，通过了《国务院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

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一协议的通过，密切了班禅和达赖之间的关系，恢复了班禅在

西藏固有的地位和职权，为 1956 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打下了基础。

然而，西藏问题毕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少数西藏分裂分子在 1959 年春天发动了武装叛乱，反对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他们还把达赖劫持到印度，一时间西藏的上空恶浪滚滚，乌云遮天。

值得高兴的是，在这场尖锐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面前，班禅表现得非常好。1959 年 4 月 14 日，班禅又一次进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中南海为他接风洗尘。周恩来在欢迎词中，对班禅的爱国主义立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他指出：“西藏反动分子自甘暴弃，选择了背叛西藏人民、背叛祖国的道路。他们这样自取灭亡，实际上反而替西藏的民主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的黑暗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

班禅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周恩来发布命令，任命他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班禅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十分感激周恩来对他的培养，他曾多次对人讲，周恩来和他不仅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而且也是导师和弟子，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从 50 年代末开始，国内“左”的形势也直接影响到民族工作。

1960 年至 1961 年，班禅在视察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藏族地区的工作时，发现了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回到北京后， 他立即向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作了汇报。班禅反映的问题引起毛泽东、周恩

来的重视。1961 年 1 月 24 日，周恩来约见班禅，充分肯定了班禅勇于反映意见，对工作认真执著的精神。同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周恩来指出， 西藏的改革，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他说：“运动中出了点‘左’倾， 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领导上说，掌握是不够的。”他希望班禅回藏后， 要注意纠正“左”的错误。

班禅把看到的这些问题写成纪要，经过反复修改后，形成了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后来被称为“七万言书”。班禅经过深思熟虑后，拟写出这样一个题目：“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表达了对周恩来的尊重与信任。

周恩来看到“七万言书”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同班禅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对意见书的评价是：“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周恩来的直率和入情入理的分析，使班禅很服气， 他十分感谢周恩来对自己的理解和爱护。

然而，形势很快向更坏的方面发展。1962 年 10 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分析，李维汉被视为“右倾投降主义” 受到批判。班禅的“七万言书”也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受到批评。

1964 年秋，班禅在西藏受到公开批判，并被撤销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恩来采取断然措施，安排班禅举家迁入北京，进行保护。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很险恶，但是他听到班禅被隔离审查的情况后，非常揪心，立即指示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副部长刘述周要千方百计保护班禅。他说：“就是你们自己受到批斗，也要把班禅保护好。”正是由于周恩来的悉心关照，“文化大革命”中，班禅才免于一死。当

他熬过那段漫长的恶梦般的日子后，没有忘记周恩来，他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

周恩来在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住了班禅，保护住了许许多多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但他却没有能够保住自己。周恩来去世后最初的几年，人们可以发现，每逢他的忌日，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的石阶上，总会看到班禅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看到他送来的一个小小的花圈和一条洁白的哈达。班禅送来的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思念，而且是全体藏族同胞的思念。

新疆维吾尔族干部铁木耳·达瓦买提在缅怀周恩来的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您对各族儿女温暖如春像慈爱的父亲。”这份感受应该说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属于 56 个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