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总理的关怀下老舍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发挥

1949 年 7 月 6 日，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召开。全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又重新聚到一起。这是一次隆重的大会师。周恩来在会上深情地说：现在就差老舍先生一个人了，无论如何要请他回国。

这时，老舍先生在哪里呢，他听到朋友们的亲切呼唤了吗？

原来，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与著名戏剧家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了。一年之后留学期满，但是这时，中国内战爆发，老舍被迫滞留大洋彼岸。在这段时间内，他积极向世界介绍和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通过文学使世人正确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虽然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去做，但是，老舍依然感到极度的痛苦。他孤单、寂寞、苦闷；他想念妻子，想念儿子，想念朋友，想念祖国。这种情绪整整困扰了他三年。

在这三年中，周恩来日日夜夜在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奔走，为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而运筹帷幄。不过，他心中一直没有忘记者舍这位为抗战出过大力的人。当战争结束，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向老舍发出了第一声呼唤。

1949 年 10 月，在纽约的老舍收到一封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位老朋友联名签署的邀请他回国的信。这封信是周恩来授意并委托司徒慧敏带给他的。那天，恰巧老舍不在家，司徒慧敏悄悄地将信塞进了他家的门缝。

当时，老舍由于坐骨神经痛，刚动完一次大手术，抽了脊髓，非常痛苦。但是，他不顾疾病未愈，甚至会使病情恶化的后果，偷偷托人买票，并立即赶往旧金山乘船经香港回到祖国。

老舍归国的心是急迫的，老舍想见到周恩来的心也是急迫的。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老舍不顾疾病缠身，旅途劳顿，在阳翰笙陪同下见到了周恩来，老朋友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两人畅谈许久。

周恩来的召唤使老舍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此，在新中国的怀抱中，老舍开始了新的起步。虽然他一直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的心始终是和党连在一起的。

解放以后，老舍一直埋头写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发挥，在老舍的创作过程中，始终受到周恩来的关怀，他鼓励老舍多写自己熟悉的事物，从创作计划到创作内容都给予具体的指导。每当老舍的一部新剧上演不久，常常可以听到他对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说：“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这之后，又会有一部新的戏剧出台。可以说，老舍的每一部新剧的诞生部渗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龙须沟》是使老舍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的优秀剧本。这部戏写成后，“人艺”开始有顾虑，因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怕排演这部戏脱离形势的需要，另外，从话剧舞台看，由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刚刚上演苏联

名剧《保尔·柯察金》，引起观众很大的兴趣，一时演外国戏成了一种时髦。这件事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帮助剧院正确分析了这个问题。周恩来认为，

《龙须沟》是一部成功的剧本，它真实地反映了新旧社会人与物的变化，可以帮助广大群众认识新中国，了解新中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龙须沟》演出后，正如周恩来所分析的，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风靡话剧舞台，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部戏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这部戏，周恩来还推荐给毛泽东看，成为不喜欢看话剧的毛泽东进城后看的第一部话剧。

周恩来无论多么忙，都要亲自观看老舍的新剧，从剧本到演出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茶馆》也是周恩来喜欢的一出戏，排演时，不同意见也很多，其中主要的批评意见是：“缺少正面形象”，“灰色”、“怀旧”等等，又是周恩来站出来为老舍说话，高度赞扬《茶馆》是一出非常好的话剧。当然，他也毫无隐海地谈出自己的意见。周恩来曾说：如果让我写《茶馆》，我不会象老舍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周恩来认为，老舍选择的不够典型，典型的应该是“五四”、大革命、抗日和解放战争。谈完意见后，他连忙声明：“我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讲不清楚”。他对老舍始终抱着这样一种负责的态度。

对老舍写作中的困难，周恩来总是及时给以帮助，比如《春华秋实》这部剧中的主人公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是老舍不熟悉的人物，因此在写作中感觉难度很大，周恩来就帮助他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进行分析，找出问题，常常讨论至深夜。

对老舍提出的意见，周恩来总是认真听取，并尽力去解决。在一次人代会上，老舍的发言中谈到，平时会议大多，成了灾，挤了他的写作时间，请求免去他的各项社会兼职，以便多写几个剧本。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些意见，并且非常理解老舍的心情，后来在政协的一次会上，周恩来特别讲到这件事。他说：“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

周恩来是多么善解人意啊！正是周恩来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使老舍深受感动，并化为自己前进的动力，从全国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老舍在创作上硕果累累，共发表剧本 24 部，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胡絜青在纪念周恩来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历史上流传过许多大政治家和作家、艺术

家文朋友的动人故事，而这种亲密关系对当时文艺的繁荣又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文化特别发达的时期和地方，这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我觉得，周总理无疑是这光荣传统的最优秀的继承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热爱文艺事业，自己有很深的文艺修养，多才多艺，他非常关注文艺事业，把很多时间花在文艺事业上。他连报自己的岁数都爱这么说： ‘我和老舍、郑振锋、王统照同庚’。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有工作关系，还有在工作关系之外的亲密的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文艺界一致认为：这种关系的建立对文艺事业的发展好处极大，有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