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急躁冒进受到抑制，经济建设趋于正常。周恩来等继续坚持

综合平衡、稳步前进，主持制订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二五”计划的建议

1956 年 7 月以来，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精力转向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上面。

“二五”计划是 1955 年 8 月开始编制的，不久便提出了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轮廓数字。这以后，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斗争的开展，被纳入远景计划的

“二丑”计划的各项指标也跟着订高了；又由于这些高指标在 1956 年 4 月下旬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因此，使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根本无法平衡。到 6 月，国家计委继提出各项指标都经过修改的“二五”计划的第一方案后不久，又提出了第二方案。但是，由于对这些指标的改动，都属于非实质性的小修小改，从而使整个编制工作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这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只有两个多月了，有关部门却拿不出一个能够提交八大会议的方案来，真令人心急！

在编制“二五”计划困难重重，时间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周恩来、陈云等看到：要搞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必须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要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就必须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工作，讲冒进之事实，摆综合平衡之道理。只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高指标降下来。

月 3 日到 5
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新方案。

周恩来指出：制订新方案“是为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明“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确定以 1962 年粮食产量达到

5500 亿斤，也是“不可靠的，有危险的”，甚至定为 5300 亿斤“也值得考虑”。这是因为，农业合作化后，虽然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积因素并未减少”。我们还“不能排除歉收，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它们天天都在管着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在“二五”计划期间也会有丰年、平年和歉年，所以粮食生产每年很难以 6％以上的速度增长，“搞这个假设不好”。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根，而这个根是我们最不容易掌握的”。农业指标一旦达不到，必然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他强调说：对国家财政收支指标和工业生产指标，尤其是钢铁生产指标，也应该进行压缩。

经过认真讨论后，与会者一致认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仍不稳妥，同意继续“精打细算”，按 5 年财政总收支 2350 亿元至 2400 亿元来安排，相应减少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基本建设投资，“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可以说，这是一次把高指标大幅度往下降的带转折性意义的会议，从思想上反对和清理了离开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离开综合平衡的急躁冒进倾向。这样，向八大提出一个接近实际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已经成为可能。

这次会议结束后，在 7 月里周恩来倾大力主持编制了“二丑”计划的建议。

月 3 日至 16 日，周恩来同陈云又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对 7
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方案和该方案的调整意见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适当调整。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同张玺、薛暮桥等最后审定了“二五”计划的建议。

本年度以来，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以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视和忘记的常常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本应起到的积极作用。鉴于这一情况，周恩来等在对“二五”计划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和又安全的精神”一语即被删掉

了。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人再提“多、快、好、省”了。

月初，周恩来在阅读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将别人改动后的“到 1962

年要求生产粮食 5200 亿、棉花 5200 万担”，恢复为“到 1962 年要求生产粮

食 5000 亿斤左右，棉花 4800 万担左右”。并以坚定的语气在一旁注明：“粮食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由于周恩来的坚持，这两个比较实际又很重要的指标才最后确定了下来。

一个注意到综合平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年到 1962 年）的建议》，和初步总结了几年来国家经济建设宝贵经验教训，强调稳步推进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犹如经过较好的营养供给和良好胎教的双胞胎婴儿，就这样幸运地诞生了。它的诞生，为“二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展示了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