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饥荒的总指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出现大饥荒，周恩来挑起了解决粮食问题的重担

60 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从 1960 年开始到 1961 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告急，一般只能维持 3 至 5 天的供应，山东、山西、河南、安徽等重灾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原粮，导致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等异常严重的情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60 年、1961 年中国人口连续两年出现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全国总人口由 1959 年的 6.72 亿减少到 6.59

亿，减少了 1300 多万。

这样，及时而妥善地解决粮食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的最关键问题。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忧心忡忡的周恩来挑起了解决粮食问题、战胜饥荒的重担。他深入基层了解实情，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力求找到综合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办法。

1961 年 5 月 21 日到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5 月 31

日，周恩来在会上就粮食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他解释说：由于 1959 年、1960

年和今年夏荒（比受灾严重的去年又减少夏粮 200 亿斤左右）的影响，更增加了我们粮食供应的困难，“所以，我要作粮食问题的报告”。

接着，周恩来对有关情况一一作了介绍。他说：“从产、购、销、调、存这 5 个方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粮食形势是紧张的。”尤其是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减到最低限度”，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为了弥补粮食赤字，一是从去年 12 月起，中央“下了决心进口一部分粮食，以后进口计划数又逐步有所增加”；再就是继续挖库存。因此，今后“粮食形势将继续紧张，城市严重于乡村”。

在目前情况下，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供应紧张问题呢？周恩来如数家珍地自问自答：“我们可以设想这样几种办法”：

第一，“不留 20 亿斤救灾粮”。但是这样做，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是“不负责任”。“救灾粮非留不可，去掉不得”。

第二，“是否可以多征购一些？按照今年的形势，我觉得不行。”因为“要多征购”，就要“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挖空”。

第三，“大家努力，多增产一点。这当然是好事，当然要增产。”“但是，这总有一定的限度，因为是灾荒年度”，“有灾害等气候方面的影响”。因此，“对增产不能寄予希望大多，不然又会变成高指标”。

第四，“能不能平均压低城市的口粮指标？现在城市按人头平均只有商品粮 400 斤，实际有的地方没有 400 斤”。这个人均数量还包括了酿酒等商品用粮。“这已是低指标了，不能再压了；再压城市里的浮肿病等等就会多起来，那就比农村更紧张、更严重”。

第五，“能不能多进口？肯定不行。”“不仅外汇挤不出来”，而且粮食出口国也“没法出口那么多，我们也没法进口那么多”，因为我国的“港口吞吐不了”。

第六，“可不可以向苏联多借一些粮食？”我看不行。

第七，“能不能再多挖库存？”“只能少挖一点，到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还要补上，不然没有办法周转”。

第八，“从城市压人口下乡，这是最后一个办法。前 7 种办法，只有一个挖库存作为厨转还可以。除此以外，根本的一条方针，只有压人下乡。”怎么压呢？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从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

下午，根据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报告精神，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代表分组讨论了粮食问题。随后，根据各组讨论意见，周恩来召集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并提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6 月 5 日晚 10 时，周恩来同李先念商议之后，他不顾一天辛勤工作后的

疲劳，在 6 日零点到毛泽东处，上午 8 时又向刘少奇等中央常委和中央书记

处成员报告了《九条办法》的内容。上午 10 时，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

《九条办法》的形成、内容和实施问题作了说明，并征求与会代表的意见。 6 月 12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九条办法》的修改说明。

6 月 16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九条办法》规定：（1）城镇减人，必须造成声势。（2）全国城镇人口只许减少，不许增加，减人必须同压缩粮食销量结合进行。（3）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首先是大中城市）人口，做到人、粮相等，严禁虚报冒领和营私舞弊。

（4）为解决粮食问题井使国家和集体都有粮食储备，三五年内全国口粮一般仍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5）1961 年 7

月到 1962 年 6 月粮食的产、购、销、调、存的数字，待 8 月中央工作会议再决定。（6）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调整，推迟到下半年后再决定。（7）中央各部门会同有关省、市、自治区提出各部在该地区的有关单位的精简计划。（8）城市征兵的重点，放在适龄的中等学校学生、青年工人上。（9）为在今后 3 年实现恢复到 1957 年粮食产量的水平上，应在整风、整社和贯彻

《十二条》、《六十条》和中央指示信的同时，拟定工商业支农计划、粮食增产计划。

从此以后，《九条办法》成为指导城市精简工作和解决粮食困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周恩来猛然一怔，答道：“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党中央郑重决定周恩来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以恢复操芳过度的身体，但因工作任务重而脱不了身，周恩来仍一如既往地繁忙工作着。

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1981 年 12 月在上海接受笔者和力平等同志的访问时回忆道：

当时全国人口 6 亿左右，城市人口 1 亿 2 千几百万，“大跃进”多了 2900 万人进城，粮食供应数量大量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负担不起。许多地方纷纷告急，形势很紧张。

我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

在全国粮食供应最困难时，总理处理事情仍非常沉着冷静，着急也不溢于言表。他

了解情况，问得很细、很深入。他问我们全国哪些地方最困难？有多少生产队人均口粮 8 两？对河南、安徽、甘肃、四川等困难省，总理还要我们统计好的、比较好的、中等的和差的生产队各占多少。俗话讲：“糠菜半年粮”。总理连糠菜都要过问。因此，我们搞生产队生活安排时，把糠菜都考虑进去了。

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也回忆道：

在 3 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不少人，各地要粮食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他只好要粮食部和铁道部准备好几列装着粮食的火车，哪里急需，火车就往哪里开。有一次，上海库存只够供应 3 天，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一旦缺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就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上海的燃眉之急。

1961 年的一天，连续工作了 17 个小时的周恩来，仍在一遍又一遍地敲

打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或者给哪个省调入多少。保健护士郑淑芸前去送药，心疼地说：“总理，像这样具体的技术工作，不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猛然一怔，然后严肃地回答道：“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

郑淑芸打心眼觉得周恩来说的有道理，可她不平静的心里仍然嘀咕着： “总理，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呀！”她的鼻子一酸，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

1987 年 1 月，笔者和杨增和等访问当年任外贸部副部长的雷任民，他噙着泪花向我们讲述了周恩来为解决粮食危机而操碎心的情况：

由于 3 年“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从 1960 年暴露出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局面，京、津、沪、沈等大城市市民粮食库存只够供应几天了，甚至有的城市发出告急，市民只有一天的用粮了。在这种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

这年 12 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

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 150 万吨。我们到昆明

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 250 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见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周总理吩咐我：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再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楚 3 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资金问题？

这是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我国船只进出这里它们是要劫持的。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我们一致认为：货源是有的，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着要找出路，我们向他们买大批粮食，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我们。至于运输船只问题：第一，尽量买 FNB（货到中国口岸付款）；第二，可以租到外国商船，外汇中国银行可以周转透支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神情，向我提出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情似乎才踏实了。

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那时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有恶化，周总理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

船只航行情况。为了粮食，总理真是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

据档案记载，一次，周恩来在同一位外宾谈话时说：“为了粮食，我的头发都白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