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后

周恩来急切地感到：“人才缺乏， 已经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各项建设的开展，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时时处处都碰到一个躲不开的严峻问题，这就是建设人才缺乏，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并且需要不断地及时提出解决知识分子有关问题的具体政策和办法。

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贯给予了高度重视。多彩的历史周详地记载了他的历史功绩。

早在 1950 年 8 月 24 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上作《建设与团结》的报告时，他就明确提出：我们国家的“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 这就是要“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我们是在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瘦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恢复工作“不可能百废俱兴”，只能先从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制造化学肥料这几项工作入手。“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

一年后的 1951 年 8 月 22 日，在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 18 个专业会议和政府部门负责入参加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又指出：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 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从 1952 年 7 月开始，周恩来以很大精力参加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

划。一搞五年计划，他更感到建设人才缺乏的问题。到 1955 年底，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预示着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将到来，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进入有更多的建设项目要铺开的关键性的第 4 年。各种人才匮乏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迫切和尖锐了！

周恩来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50 年代两次到欧洲，亲眼目睹了科学技术

的进步在 30 年中给西欧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样，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科学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周恩来告诫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社会历史条件，为知识分子大显身手提供了优越的用武之地。

建国后的几年时间里，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的实际锻炼和政治理论的学习，可以说，他们的政治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看到了在旧中国无法见到的与自己命运紧密相连的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产生了强烈的为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的内在动力。同时，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也有

了显著提高。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王淦昌、唐敖庆、汪德昭等许多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也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决然地放弃在国外的优越工作条件和丰裕的物质生活，排除重重阻力，奔向祖国，为建设新生的古老中国尽心效劳，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作出了杰出或重要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最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但是，这时中共党内却严重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在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要求过高过急、不实事求是、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许多人中间还流行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不正确思想；有的则对知识分子抱有一种盲目的排斥和嫉妒心理，把他门当作“异己分子”，利用种种机会加以压制和打击。对此，中国民主同盟也反映了类似的一些情况。以后，在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费孝通先生主持下，整理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一批材料，送给中共中央统战部。这批材料经统战部分类整理后，他们把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六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随即，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周恩来汇报了这 6 个方面的问题。

这样，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已经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