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问题又起波折，邓小平最终完成周恩来的心愿

对广州会议的强烈反映，深深地触动了周恩来。尽管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但是，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进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他在报告中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作了更明确的阐述：

“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则强调：“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自觉地、逐步地进行，而不应该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更是错误的。”

周恩来的报告，坚持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根本上

继承了他在 1956 年知识分子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出的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它对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重要影响。

但是，周恩来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对这个问题持不

同意见甚至明确反对，特别是由于中共中央对 1957 年以来工作中产生的“左”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清理和纠正，因此事情很快发生波折。

1962 年 9 月，也就是广州会议半年之后，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 1957 年反右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这种背景下，党内围绕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重新展开讨论。

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就知识分子“摘帽”问题进行了讨论。从广州会议以来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表态的毛泽东讲话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在这个时期中，有些人开始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没有阶级观点。11 月 26 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教育问题时，周恩来对这些指责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观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中部是这样提的。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这一争论作出了公正结论。他说：对知识分子“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人大报告所说，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 那是中央批准的。”

尽管周恩来为坚持正确的意见做了巨大努力，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差愈来愈严重，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估计再次被否定。如果说，周恩来留下许多遗憾的活，那么没有能够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这顶帽于应该说是其中之一。周恩来的这个心愿是邓小平实现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勇敢地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说话，提出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些观点是对周恩来 1962 年广州会议讲话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知识分子迎来了又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