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界问题究竟怎样解决还要听听中 国人民的意见。能够尽量的多讨论、多商榷总是对事情有好处的

中缅边界问题提出后，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关注。

1956 年 11 月 5 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50 次会议报告了与吴努会谈的情况。会议批准了他所提出的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建议。

但是，对周恩来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一下子理解和接受的， 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都有人提出了意见。一些代表写信给周恩来，坦率他说明自己的意见，总的意见是认为“失地太多”、“吃亏太大”，希望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现状。这些意见启发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思考。1957 年 2 月，周恩来访问亚欧 11 国归来后，立即抓紧时间研究边界

问题。他听说云南代表尹明德对中缅边界问题很有研究，并在 20 年代就化装到北段江心坡一带调查的情况后，立即请他到北京当面讨教。尹明德给周恩来带来许多书籍和地图，这对周恩来研究边界问题很有帮助。

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周恩来除了同北京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座谈讨论外，还特别邀请了云南省负责人及各界各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对群众的思想情绪和问题做到了“心中有数”。而与会代表对周恩来“为人民利益而博访周咨搜集资料和周到深刻慎重考虑问题的服务精神”也是十分敬佩的。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后，3 月 16 日，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举行全体大会，周恩来就中缅边界问题做了专题性报告，正面回答了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周恩来首先从地图讲起。他为什么以此为讲话的源头呢？原来，会议的前一天，碰见一位代表时，那位代表第一句话就说：“我根据地图，我感觉很大的不安。”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到这件事时说： “我一下就听懂了，所以我今天从他那里学来，头一个也讲地图。”

周恩来依据讲台前挂的示意图详细分析了清末以来各个时期，绘制的几幅比较像样的地图上所发生的变化，说明：“我们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情况又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不吻合，因为交涉还没有达到。制图时要把实际情况和交涉之间有一个交代，可是我们过去的地图一百年来从刚才说的 18491948 年没有交代，所以爱国人士看到这样的地图当然很高兴。”

建国以后，中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出版一本正式地图。人们通常使用的是 1953 年由地图出版社委托私人出版的一本地图，这本地图没有经过政府审定。这本地图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建国前申报馆出版的一本地图发展来的。周恩来在会上说：“今天必须跟大家说清楚，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个工作还是需要很认真的，又很慎重的，又要站稳民族立场，又要照顾到友好关系，又要划得合乎实际，又要能够不损失我们主权，这的确是一件艰难的工作。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说明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地图办事。可是人民下懂，所以这个问题用一个什么办法向人民去解释，比较恰当，解释的不恰当，人民了解了，可是又引起了友邦觉得我们是不是还要向外要的大多，还要局势不定。要说得很定了呢？那又等于默认现状，也不完全好，所以这个地图问题，倒是一个难题。”

那么，对未定界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采用“争”的态度呢，这也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一些人认为，清末以来，历届政府都在力争未定界，大家“印象极深，难以忘怀”。因此新中国仍旧应该采取这个态度。针对这种思想，周恩来说：“当时与帝国主义争地方，就是说参加到中国大家庭里来总是比被帝国主义压迫要好。所以争地方多一些这样的爱国主义立场是对的，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那时没有争到， 而现在那块地方已不属于中国，而是独立后的缅甸。两个国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变成了民族主义国家，一个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彼此的关系是友好关系”。他还说：“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与历史上解决问题不能相同，当然不是毫无联系，虽然历史不能割断，但也不能完全相同。” 听了这段讲话，使许多人纠正了过去只从历史上地图上空谈领土版图，要求愈多愈好的错误看法，明确了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原则和和平外交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道理。

对具体方案，人们十分关心 1941 年线的问题，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承认这条不公平界线。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把它否定了，重新定一个新的，当然是修改条约，或者重新废弃这个条约，重订，这使人家感觉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以改变，绝不是这一个条约为止，那的确四邻不安。所以， 这个问题必须慎重号虑。1941 年线是乘人之危不公道的条约，但是那已经是签订的边界条约，而这个地方（佧佤）两边都不是直接统治的，划得不很公正。但是，我们如果照这样解决比否定了然后重新划问题要好得多。两个利弊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 1941 年线我们顶多提出某一点斟酌，而不是给他来一个否定。”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明确指出了我国同缅甸的谈判原则是同我们的国策紧密相联的。我们的国策首先是要争取世界局势的缓和，好进行我们的和平建设；第二，是要争取亚非国家，要跟他们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时常警惕， 预防大国主义情绪，下使人家感觉我们要向外收复多少东西，但应该得到的我们要争取。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有根强的说服力，许多人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由于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关系到云南地方的利益，因此，3 月底，周恩来又风尘仆仆地赶到昆明，同云南省各界和各少数民族代表座谈，耐心地做解释工作。这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曾经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处理有着不同认识的尹明德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 4 月 18 日给外部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信中写道：“我两次听了周总理对于中缅界务的报告，分析得极其详细，很全面，很具体，对听众很有说服力。我过去对于边界很重视历史事实，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使我进一步有所认识、了解，对于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尹明德的切身体会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

经过周恩来的努力，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基本的统一。

7 月 9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做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向人大代表正式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在报告中， 周恩来进一步重申：“中缅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正像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现在，中

缅两国都已经取得独立，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缅两国又是同印度一起首先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们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亚非国家的分歧在这些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和不和， 竭力企图重新对这些国家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国政府在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解决。这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使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团结。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7 月 15 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批准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意见。

此后，中缅两国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进入具体协商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