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告诫说：“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从 1962 年 11 月 7 日中央专委会成立到 1964 年 10 月原子弹爆炸，周恩

来主持召开了 9 次会议，及时解决了建设、科研和生产中的 100 多个重大问题。这期间，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进入突飞猛进时期。

早抓，及时抓，抓住不放，是周恩来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半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 3 次会议。

在第一、二次会议上，周恩来详细听取了二机部部长刘杰的汇报，并针对原子能工业存在的薄弱环节，干脆利索地拍板决定大力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加强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力量，限令有关部门，部队。科研单位在 12 月底以前，为二机部选调各类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 500 多名，并决定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一部分重要的技术设备。同时，他明确地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奋斗目标。

当年作为中央专委会专职副秘书长的刘柏罗，在他 1987 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说：“周总理明确了先抓原子弹，使大家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

在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态度十分明确地表示同意刘杰提出的《1963、1964 年原子能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①。根据《两年规划》所提出的顺排计划、倒排措施的方法，周恩来用他那一双浓眉之下的炯炯有神的眼光，环顾了出席会议的每一个成员后，大声告诫说：“二机部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就像一股清新的强劲春风，吹遍了二机部和其他国防尖端部门的所有单位，迅速地得到贯彻执行，并成为中国国防尖端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

不仅是宏观决策的杰出战略家，而且是微观指挥好领导的周恩来，从战略规划的具体组织实施，到试验基地广大科技人员、工人、部队官兵的衣食住行，他都一一过问。

60 年代初期，全国人民都在困难中苦斗，生活在戈壁大漠中的试验基地的这群“国之骄子”的生活自然更艰苦一些。周恩来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示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从全国各地调拨生活用品支持试验基地，给他们送去了大米、面粉和治疗浮肿病的药品；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让他们能够吃上云南宣威火腿，喝上贵州茅台醇酒。他还曾在电话中对主管基地工作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爱萍千叮万嘱：“要让科学家、技术工人、军队的干部战士们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

在周恩来领导和关怀下，在最困难的 1960 年，粮食部一次就调拨给试验

基地数百万斤黄豆，青海省人民政府调拨 4 万只羊，商业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甘肃兰州成立二级批发站，以加强对西北地区特种部队和核工业部门的生活资料的供应。

在戈壁荒漠中的这群“国之骄子”，对他们的这位主帅充满了由衷的钦

① 简称《两年规划》。

佩和敬意，更加坚定了他们在自己神圣的岗位上忠于职守，默默地无私奉献的信念。

由于周恩来出色的协调指挥和中央专委会其他成员尽心尽力地工作，由于全国各行各业的大力协作，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捷报频传，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原子弹研制的每个环节的进展都比预期的要好。

——1963 年 3 月，中国科学工作者正式拿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12 月，在大西北大漠深处的试验基地进行一比二的聚合爆轰产生中子试验获得成功。

——1964 年 1 月，兰州浓缩铀厂攻克种种技术难关，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合格产品。

4 月 11 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八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决定：第一颗

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在 9 月 10 日以前做好试验的一切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至于是否进行试验和何时试验，待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决定后再定。于是，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完成阶段。

1964 年 6 月，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一比一的核装置聚合爆轰试验，达到预期目的。

以上科学研究的进展，清楚地表明：设计和制造原子弹的整套技术对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不再神秘。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设计原理和制造技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提到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