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检讨反冒进“错误”时说：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

毛泽东很注意批判的武器。当他把反冒进同“右派的进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反冒进“错误”的性质自然就变得相当严重了。毛泽东声色俱厉的接连不断的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过冒进的人坐卧不宁。与会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

这时，耳闻目睹了毛泽东等人批评的周恩来，更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从到达南宁的当天起，他几乎天天都约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谈

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错误”的发言提纲；

周恩来于 19 日上午飞广州会见泰国外宾后马上折回南宁，在尚未适当休

息的情况下，便在晚上 8 时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检查。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到的问题，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革命派是左派。在这个意义上，左比右好”。“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 1957 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由于周恩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主动承担了责任，未对毛泽东脱离实际的批评作任何解释与申辩，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未使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但是，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却促进了中共党内急躁冒进“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正如薄一波后来评论所说：“南宁会议在我们党内是一个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这时，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他要在一般原则上和其

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 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错误”；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的共产党人，他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中又尽可能要坚持稳重与谨慎的立场。

就在 1 月下旬，心情沉重压抑而又善于控制情绪的周恩来，在审改《关

于 1957 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 1958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

对文中所写的这些他仍不愿意接受的“为了在 15 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中的“15 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 个字；同时在“为了在今后 10 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 个字。诚然，在当时急躁冒进的大气候下，周恩来此举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从细微之处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主动参与者之间，在思想上仍然是有一段明显距离的。

毛泽东对南宁会议的结果十分满意。但是，他也看到只开一两次这样的会议，是不足以把反冒进“空气改变过来”而成为“大跃进”的空气；只有连续召开几次小型、中型再过渡到大型的会议，才能奏效。于是，毛泽东提议在北京 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反对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虽然反冒进错误现在还是 10 个指头中的 1 个，但如果要固执下去，看问题的方法不有所改变，到那时也许变成两个指头，并发展到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地步。

南宁会议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平素日以继夜、日理万饥的周恩来，每天的工作“节目”一下子少了许多，有时甚至显得无所事事。据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梅行在《纪念许明》的文章中写道：

1958 年初南宁会议上总理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我和许明就成了可以谈心的朋友，有一天下午，总理值班室通知我去西花厅，总理正在和许明等人打乒乓球。总理向我交待工作以后，我就到许明那里，问她为什么总理竟有时间和他们一起打球。她沉默了一阵，反

问我：“你难道不知道池现在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吗？”随后她又说，他们不忍心看着总理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才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的。我看了一下她那憔悴伤心的脸，无言地同她告别。

3 月 8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

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说：我觉得恩来同志在 1956 年 11 月二中全会上的基本观点就是“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这两句话。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那种？我看应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周恩来在 19 日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23 日作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之后，又在 25 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 1 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发自内心和沉痛检讨依然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

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与会者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心里都很清楚，实际上就是继续要周恩来在下一轮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照毛泽东所主张的从“方法问题” 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再一次检讨。

26 日，在 1956 年支持过并在有的场合下参与过反冒进的刘少奇，在会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究竟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上，我“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路线的争论”。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水利和生产运动发展得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这是有可能的。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由于以上中共中央召开的多次中小型会议，毛泽东都顺利地开展了反反冒进的斗争，这就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和“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和理论等方面的准备，全国性的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局面已经形成。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