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了 30 多年的一则启事引发了一场捍卫历史真实的斗争

1967 年夏，搞了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毫无“收”的趋势。

一些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被冠上“叛徒”的帽子，遭到更严重的摧残。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场阴谋，然而，他没有想到这股逆流正悄悄地向他袭来。

当揪斗“叛徒”的狂潮席卷全国时，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启事——《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当他们得知“伍豪”的真实姓名时，不禁大吃一惊。这张报纸很快送到了江青的案头。

当年，这些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决没有想到，这则被尘封了 30 多年的启事，竟成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武器；也决不会想到，这场捍卫历史真实的斗争会延续了十几年。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用过的别名。伍豪事件，发生在 1932 年 2 月的上海。

当时，周恩来己在两个月前从上海秘密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而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报刊.却刊登了一则启事——《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一场阴谋，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黄凯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制造的。

为什么他们要搞这样一场阴谋呢？

1931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投敌。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中央的安全形成巨大的威胁。由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了敌人的情报，井立即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采取种种保护措施才使党中央免遭破坏。可是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违反组织纪律又遭被捕，对党中央形成新的威胁，因此，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采取果断而必要的措施，切断了顾顺章可以利用的一切线索，制止了敌人更大的破坏活动。

11 月底，上海各报登出顾顺章悬赏缉拿周恩来等的紧急启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周恩来等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江西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特务机关一计未成，又施新计，以制造所谓周恩来等叛变自首的方式来达到破坏中共党组织的目的。这件事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与国民党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2 年 2 月 22 日上海的党中央首先以曲折的笔法，在《申报》上登出一则启事，否认所谓伍豪启事。随后， 2 月 27 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代党刊《斗争》第四期）上，以伍

豪的名义登出了《伍豪启事》，驳斥国民党的造谣诽谤。

“伍豪启事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国民克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民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大帝国主义的，把中俄合办的中东路双手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首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中，在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为进一步在厂大人民群众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伎俩，党组织又通

过一定的关系，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请他在《申报》上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运用巧妙的措词进行驳斥。周少山是周恩来另一个为党内所熟知的别名。

1932 年 3 月 4 日，《申报》以鲜明的大字标题刊出这则启事：

“巴和津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槁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说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津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与此同时，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于二月下旬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宣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历史，却为江青所利用。接到红卫兵送来的报纸的抄件后，江青不作任何调查，于 1967 年 5 月 17 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到他们面前。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显而易见，这是逼着周恩来表态。如果说，在以往的一些小事上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恩来还能忍让的话，那么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周恩来是决不会置之不理的。5 月 19 日，周恩来在这封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当天夜间，周恩来就这个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吝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 1932 年 2 月 18 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 月 18 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 日、21 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 日

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 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 1931 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 年 11 月 121 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 年 1 月 2 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5 月 19 日夜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信和材料后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

小组各同志阅，存。”1967 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又向毛泽东重提此事，毛泽东批道：“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以后，毛泽东还嘱咐周恩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

然而，毛泽东的证明和保护，仍挡不住江青等的陷害。1967 年 10 月，江青在北京钓鱼台接见吴法宪时指着载有“伍豪启事”的材料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1968 年 5 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又将诬蔑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吴法宪。

为此，周恩来就此事做了多次严正声明，驳斥江青的谎言。

在 1972 年夏天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谈谈这个问题，所以，关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列入了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议程。6 月 13 日，陈云在会上发言指出：“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四○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同一天，陈云还写了书面发言，说：“我现在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6 月 23 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这个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他向大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把这个报告的录音和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经中央批准后存入中央档案处，同时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存一份，便于党内都能了解这件事的真相。

但是，会后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问题被搁置下来。

1975 年 9 月 20 日，重病的周恩来又要被推进手术室了。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他看上去心情似乎不太平静。只见他在那份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关于《伍豪启事》的录音报告记录上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注明是“1975 年 9 月 20 日”“于进入手术室（前）”。

虽然，周恩来生前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但是，人民最终使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