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打动程思远往返奔波不辞劳

正像程思远所感受的那样，在争取李宗仁回国长达近十年的艰苦努力中，他五次北上京城，每次都是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周恩来的工作之细致，设想之周密，是程思远始料不及的，他亲身体会到，是周恩来为李宗仁平安回到祖国铺设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1956 年 4 月 28 日，古老的北京迎来了一位身负重任的客人。这是程思远第一次进北京。

虽然，周恩来和程思远还是十八年前见过面，但他还是一眼认出了这位高个子使者。十八年的岁月风尘在每一个人脸上都留下了不可磨去的印迹，但是，在程思远眼里，周恩来像十八年前一样目光炯炯，笑容可掬。不同的是，在周恩来身上又看到了一个大国总理所应具有的特殊风度。

月 12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大厅中，周恩来同程思远进行了亲切、愉快的交谈。周恩来深知，这些身居海外的朋友对我党的政策并不十分了解，而这又是他们选择道路，决定人生命运的重要依据。因此，第一次交谈，他就坦诚地向程恩远阐明了中共的内外政策，说明当前中共的基本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周恩来指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减相见。他情谊恳切地对程思远说：“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这是他第一次把新中国争取李宗仁的工作提到国共再度合作的高度。接着，周恩来话锋一转，落到争取李宗仁的工作上，请程恩远将这一信息转达海外人士和李宗仁。程恩远为周恩来的深情所打动。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内心十分兴奋，尤其是周总理让我把他谈话的精神转达给海外人士，并且邀请李宗仁先生在适当的时候回来看看，这是周总理给我的光荣任务，我当即表示愿为此而努力。”

1958 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程恩远的女儿林黛回香港探亲。她向程恩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落叶归根的心愿。这是李宗仁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信息，周恩来非常重视。1959 年，国庆前夕，周恩来召见程思远，充分肯定了他这个阶段的工作成绩，并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10 月 25 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恩来又一次见到程恩远，他在谈话中对程思远说：“李先生出于爱国热诚，要向国家贡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意愿，估计他当前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提出，要李宗仁先到欧洲与程见面，然后再做决定。

“时机尚未成熟”，周恩来的估计是正确的。当时，国内形势比较复杂，

大跃进带来的后果已见端倪，国民经济已出现困难。但更重要的是，李宗仁虽然有了归国的意向，但思想准备不充足，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仍对美国抱有幻想。另外，李宗仁的处境也很险恶，一直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特务的监视，稍有不慎，出现闪失，造成的影响是难以挽回的。

这些情况说明，工作的难度还是相当大。周恩来嘱咐程恩远，一定要从思想上帮助李宗仁摆脱对美国的幻想，靠拢新中国。

1960 年底，美国大选揭晓，年轻的海军军官肯尼迪当选为总统。这使李宗仁产生一种错觉，他认为麦卡锡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国会中援蒋集团的头目诺兰也失去政治影响了，应该鼓动肯尼迪改变对华政策。因此，他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一方面祝贺他当选总统，一方面促进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肯尼迪的回信中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邀请程思远到北京商谈。1961 年 6 月，程思远应邀到达北京。周恩来同他谈话中，请他传话给李宗仁：“目前肯尼迪政府困难重重，不能期待其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李先生的立场应当超然一点，不要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总的说来，肯尼迫不可能对中国采取新的立场。”

事实的教育和周恩来的提醒，使李宗仁的思想日渐靠拢新中国。1962 年11 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李宗仁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中对尼赫鲁的思想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文章指出，尼赫鲁第一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矛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文中同时指出：美国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作法对美毫无稗益，只能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1963 年夏，李宗仁会见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谈话中，他声称：“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他承认：“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