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陈云再次在中共八

大二次会议上检讨。毛泽东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

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会议。

在开会的第一天，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对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

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阐释性的论证，同时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 年到 1958 年中国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 年——1957 年——1958 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1956 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 1957 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 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工作报告》指出：“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这样，被认为应该对 1956 年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再次安排到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上进行检讨。

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关

于 1956 年发生的‘冒进’的错误问题，因为这是同我的工作育直接关系

的。从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于 1956 年生产高潮的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分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多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 9 个指头和 1 个指头的问题，就不

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当时群众性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情况⋯⋯”“因为我是财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当时财政和市场紧张的错误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

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稿，是他花了 10

天多时间，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写成的，其中有 7 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和彷徨。

据周恩来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听候周恩来

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 他对我说：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我讲一句，你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 10 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17 日这一天，周恩来在发言时首先表示拥护大会的有关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然后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他说，“这次会议，

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 20 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周恩来再次承担了“错误”的责任。他唯恐与会者听不清楚，于是加大音量反省道：“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接着，周恩来着重检讨了反冒进“错误”的性质，深挖了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反省了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他沉痛他说道：“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在陈云、周恩来按照这次会议的意图作了深刻的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国家经济建设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同时，开展反反冒进斗争的目标已经实现，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新的根本性任务是全力以赴领导全国的大跃进运动。

但是，毛泽东在会上还从另一角度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他极为严肃地说道：假如我们党在某个时候，“有些人不顾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样，像我们中国的高岗那样，那就要出现分裂。”因此，“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说得是相当重的。实际上就是说：谁要在经济建设出现急躁冒进的时候，再进行反冒进斗争，准就是不要党的团结的分裂主义者。这样，就使中共党内的民主气氛再次遭到严重损害。

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发生逆转。在毛泽东所发动的持久的愈来愈烈的反“反冒进”斗争面前，党内没有人能够再发表不同意见了。从此，反冒进成为禁区，从而使毛泽东极力倡导的有很大片面性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非常痛苦和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又鉴于自己在反冒进问题上犯了“方针性的”大错误，于是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1958 年 6 月 9 日，中共中央就此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议者纷纷表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总理职务。

6 月 22 日，总书记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嘱咐起草了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讨论了周恩来的请求，但会议认为他“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随即，邓小平把会议记录报送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退

尚昆存。”

这样，周恩来继续留在国务院总理岗位上。但是从这以后，周恩来、陈云等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其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也正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立即掀起了一个打破常规、违反常识、追求高速度、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迅起，使本来就底子薄、基础差的年轻的共和国受到了一次客观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毛泽东发觉“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重大失误后，在 1960 年 6 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开始认识：“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同时，他感慨道：“1956 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 3 年余地，多么好啊！”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在论及这段历史时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样，就为 1955 年底至 1958 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冒进

——反冒进——反反冒进”论争中的是非曲直，作出了正确的历史结论，并从中引出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