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利不落人 “四人帮”手中,周恩来以重病之躯进行拼死斗争

1974 年国庆节刚刚过,毛泽东就提出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他的秘书从外地打电话告诉王洪文:“毛泽东说,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要王告诉周总理。”

这个意见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加快了抢班夺权的步伐。

10 月中旬,江青利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风庆轮问题”的报道,污蔑“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他们有预谋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说“风庆轮”是“卖国主义”,“邓小平是后台”,要邓小平表态。

“风庆轮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74 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 奉命派遣到“风庆”轮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李国堂任政委,顾广文为政治干事。“风庆”轮开船后,“四人帮”的爪牙却大作文章,给李、顾扣上“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帽子。实质上,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指向国务院。李国堂、顾广文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说明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还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李、顾的态度激怒了“四人帮”, 他们在上海的亲信为此写了一封 1 万多字的信,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 “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江青和王洪文等在信上批示,要求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严肃处理,并将情况报中央。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返回上海后,李、顾受到批判。“四人帮”还在报纸上大作文章,竭尽诬蔑之能事。

与此同时,江青还大闹政治局会议,要邓小平对此表态。邓小平不畏强暴坚决顶住,使江青恼羞成怒。

10 月 18 日,江青等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状告周恩来、邓小平。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周恩来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在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毛泽东并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诬告,他批评了王洪文,要他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回京后同周恩来、叶剑英等谈一谈。

周恩来在北京加紧了解了“风庆轮事件”的原委,了解了这件事并不像江青他们讲的那样。周恩来敏锐地察觉,这是他们计划好了要整邓小平,阻挠他出任第一副总理,因此,周恩来约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请她们把真实

情况报告毛泽东。

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洋东报告后,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人啊安排由周恩来、王洪文负责。毛泽东还捉议由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与“四人帮”第一个回合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的支持使周恩来十分振奋,他下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的虚弱病体,紧张地开始工作,有时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病房常常是通夜明亮。

在病榻上,周恩来仔细审阅了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和名单。1l月 6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他指出,人多名单“关键在于中青干部”,井提议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希望毛泽东健康日好,“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这时,“四人帮”也加快了夺权的步伐。江青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

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闻讯后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江青等人竭力想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文化、教育、体育三个部委中,周恩来慎重地征询李先念等同志的意见后,提出,教育部关系重大,以周荣蔫掌管为宜;文化、体委可做让步。

为慎重行事,周恩来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经过反复酝酿,周恩来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单方案。

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年底,周恩来决定抱病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这时,医生发现,周恩来大便潜血,他的癌症已转移到肠部,需要立即

手术。这使叶剑英非常着急,因为这是同“四人帮”集团的一次重要较量, 去长沙汇报只有周恩来最合适。经过与医生反复研究,决定推迟手术,叶剑英要求医护人员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

这是在用生命与“四人帮”斗争啊! 12 月 23 日,周恩来飞抵长沙。

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促膝交谈。毛泽东关切地嘱咐周恩来要注意身体,多出来走走。他还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的有力支持,使周恩来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12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拥护周恩来起草并由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1975 年 1 月 13 日,经过同“四人帮”艰苦斗争而取得胜利的四届人大, 终于在北京隆重召开。

当周恩来瘦弱而又坚毅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甚至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操着夹杂着苏北味道的口音,一字一句地念着那份政治报告,听起来,依然那样亲切,那样有力。这是他最后一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做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向全中国人民留下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向世界的前列”的政治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