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秘密会谈，周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世界观也不同，但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

其实，远在“乒乓外交”发生之前，中美两国已经相互开始试探。 1969 年 2 月 1 日，尼克松入主白宫，这位明智的总统决定以从越南撤军

和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12 月 3 日，在波兰华沙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大使向中国驻波代办表示，愿意恢复已经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华沙会谈。

1970 年初，中国代办和美国大使在华沙进行了两次会谈，美国大使进一步表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意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但是，这项提议由于美国出兵柬埔寨而搁置下来。

然而，聪明的周恩来没有放弃努力，这年 10 月 1 日，他独具匠心地安排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欢度中国的国庆节。然而，与中国的思维方式差异甚大的美国首脑一直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和毛泽东作出决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该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

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至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队伍，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讯联络的目的。”

与此同时，尼克松获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准备访问北京的消息。尼克松利用叶海亚·汗出席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的机会约见了他。10 月 25 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叶会晤。他希望巴基斯但能充当中美之间的“信使”，请叶海亚·汗告诉中国，他们认为中美和解是“十分重要” 的，他们决不会与苏联一起共谋反对中国，并表示愿意派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

第二天，尼克松会见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谈了同样的内容。

后来，周恩来传信尼克松：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他还说：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随后，令人眩目的“乒乓攻势”引起世界局势的巨大震动和连锁反应。1971 年 4 月 21 日，中国方面向尼克松提出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在

于：“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重申，中国政府愿意接待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代表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

5 月 17 日，尼克松向北京正式表示：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问题，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他提议，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举行一次秘密预备会议。

月 26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即将举行的中美会谈，分析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预拟了各种相应的对策。会议决定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尼克松一个口信，表示欢迎基辛格来华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这个口信经毛泽东批准后，于 29 日通过巴基斯但信使发往白宫。

会后，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起草了致毛泽东和林彪的书面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主要内容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预；美国如果愿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

月 2 日，基辛格首先看到信息的内容。其中提到，最好由基辛格博士

在 6 月 15 日至 20 日之间选定一个到达中国的日期，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一个下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至于飞行方面，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

着最近的将来在中国会晤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后来回忆，看到这个信息，“我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周恩来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即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最关心的问题，这就保证可以讨论我们最感兴趣的全球性问题。”7 月 9 日中午，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安全降落。叶剑英元帅、黄华大使满脸笑意地站在那里迎候。在钓鱼台宾馆，基辛格见到了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就深深地吸引了这位美国朋友。我们不妨翻开基辛格的回忆录，上面记载了他在那次见面时的全部感受。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洋，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己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

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在我们决定今后以巴黎作为联系地点之后，他还是提议，有时我们仍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因为据他说： ‘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会谈是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

由于基辛格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没有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所以把这次会谈当成了一次正式的外交会谈。他为此还做了一番准备，写了一篇正式的外交讲话发言稿。

周恩来请基辛格先谈。

基辛格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基辛格说：“已经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这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用手示意说：“你会发觉，他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很快到了午餐的时候，周恩来诙谐地说：“中国的茅台酒可厉害，喝醉了回去交不了差。”他们边吃边谈，周恩来说：“谈判就是自由的交换意见，何必用稿子呢？”聪明的基辛格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说他不要照本宣科。他也很幽默地回了一句：“我用稿子已经赶不上总理先生了，我不用稿子就更赶不上总理先生了。”

周恩来告诉基辛格，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 7 月 6 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所列举的观点。这使基辛格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他对这件事毫无所闻。

原来，美国中西部新闻宣传机构的高级人员们集会，请内阁阁员和白宫助理人员报告国内政策。尼克松在会上做了一篇事先未草拟讲稿的即席演说，他赞扬中国人是“富有创造性的、勤劳的，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民族之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本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

社会隔绝的状态”。

周恩来十分善解人意，第二天早上，他以自己特有的作风，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那篇尼克松讲话的英文讲稿，连同基辛格的早餐一起送过去。

基辛格第一次到北京同周恩来的会谈，比他担任公职以来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

在北京期间，基辛格还同黄华一起商讨了由中国方面起草的联合公告草稿，这件事没有经过多大的争论就通过了。为什么会这样顺利呢？20 多年后，基辛格对前来采访他的大型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的导演戴维宇说：”跟周恩来打交道获益匪浅，他使我注意事情的本质。起草第一份声明时，当时说先不写，谈一谈什么是心须写进去的，然后再动笔。后来在谈上海公报时，他又提出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起草文件的做法，双方各自阐明立场，在同一份文件中既列出了双方的共同点，也列出了双方的分歧。”

月 11 日，基辛格是满载着收获飞离北京的。

7 月 15 日，尼克松在洛杉矾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中发表了一篇七分钟的简短演说：

“晚上好！我令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 3 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 7 亿 5 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 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

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已。’”

尼克松接着说：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背景。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

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较好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同一天，中国方面以更为冷静的方式由播音员向全国播发了这个公告。

当时，周恩来静静地收听着这条消息。他称，这是一个“震动全世界”的公告。3 个月后，10 月 20 日至 26 日，基辛格第二次飞往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具体安排。周恩来的一篇祝酒词深深地感染了基辛格，他说： “它比正式的发言能更好他说明周恩来的风格。”祝酒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们，我愿惜此机会欢迎来中国临时访问的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和

其他美国朋友们。基辛格博士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政治讨论和技术性安排做准备工作。

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 22 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幕。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译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 16 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说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我提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朋友的健康干杯。”

由于有了第一次会谈的基础，这一次会谈双方所谈问题又深入了一步。

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明了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法，给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基辛格说：“除戴高乐以外，我不曾遇到一个领导人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他不把领导工作同宣布个人的特殊爱好混为一谈。他懂得政治家不能造时势，很喜欢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须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政治家的风格要求懂得何者不能改变，同时也要懂得在哪种范围内可发挥创造性。正是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从未讨论共同行动—— 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和平与均势问题在继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做法。”

基辛格这趟北京之行最重要的任务是同周恩来商谈尼克松访华公报。这类谈话最初由于双方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而陷入僵局。后来，

中国方面在周恩来主持下，提出了一个双方可以各抒己见的公报初稿。即将双方的共同点概括在一起而将双方各自的立场、主张以及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分别说明。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提出的这份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毫不妥协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而留下一些空白页由我们来阐述料定是相反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的。乍一看这个初稿，我大吃一惊。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我想，这在国际上和国内也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我进一步思考，就开始看出，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我们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我们能形成某些共问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可靠的信息。我们就可以避免那老一套的解释，而这往往是那种典型的公报的祸根。”

基辛格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方案，他为尼克松北京之行的铺路工作圆满结束。

10 月 26 日，当基辛格登上飞机启程回国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他始料不及的事，就在这一刻，第 26 届联大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新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世界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