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提出两个著名思想，成为党领导和加强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思想

1956 年 1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怀仁堂建于清光绪 13 年（1887 年），原名为佛照楼，紧靠中南海西口。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专作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会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国务会议都曾在这里举行。这次会议规模宏大，出席会议的 1279 入济济一堂。他们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徐向前、贺龙、蔡畅、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 57 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省市委、自治区党

委和 27 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当这天的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后，周恩来便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都要关注

的一项基本工作，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并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证。周恩来列举雄辩的事实，说明“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 6 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思想。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周恩来有针对性地合乎逻辑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作出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的计划，争取“在 1962 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 1/3 左右。

在报告中，周恩来对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纤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周恩来又远见卓识地提出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著名思想。实际上，这就是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斗争中取得主动和赢得胜利，谁就必须依靠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做基础。

因此，科学技术对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盛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周恩来提出的知识分于“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著名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订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的根本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加

强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思想。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这两个著名思想的指导下，他把报告的重心放到阐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上，放到阐明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考虑和规划上。对此，周恩来强调要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让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允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 3 项措施：

“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在上述措施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问题。他在1955 年 11 月就曾指出：“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所谓尊重，“是要尊重他们那个知识”，“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他说，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各项建设，对于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的”。对他们的使用应做到“用

而不疑”。正是队这个认识出发，周恩来在报告中批评了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敬而远之的作法，认为“这样，既缺乏了解，也容易形成隔膜”。

周恩来把向知识分子学习，同他们交朋友，作为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内容，身体力行，努力实践。1988 年底，笔者访问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时，他感慨万千地回忆说：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对周总理很尊敬，很爱戴；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无话不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周总理懂得知识的真正价值，非常珍惜它。他尊重知识分子，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逆耳之言，时刻关心他们的疾苦。这样，他和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必然地会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了。

1992 年初，著名作家老舍夫人胡絮青在《巨人的风格》一文中，深有同

感地写道：

他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那里，找不到强加于人，找不到强迫命令，找不到“我说了算”。他永远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

这便是周恩来！

这便是周恩来的魅力！

有这个魅力，多大的艺术天才也对他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地跟着他走，走得愉快，走得高兴，服服帖帖。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高度重视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他在 1955

年 11 月就曾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在生活待遇上的现状，应当说，“比抗战时期好”，但“比抗战前差”。就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如果同政府官员的工资比较，现在除极少数教授的工资同司局长差不多外，其他的只相当于副司局长甚至更低。这都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因此，知识分子的工资一定要调整，其中有特殊贡献者的工资还可以超过国家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直接抓。

据此，周恩来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应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问题，并指出：提高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在业务上的上进心，加强新生力量的培养，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同时，还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强调：如果他们“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大多的时间，这应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这年春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有郭沫若、老舍、曹禺、刘白羽、周立波、艾青，赵树理、李准等参加的小型作家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问题是作家稿费问题。当时的稿酬偏低，而文化部还准备取消印数稿酬。据李准在《清风亮节》一文中说：

因为要讨论稿酬标准，总理就调查作家们的开支情况，我记得是先算老舍先生的每天开支花销。总理算得很仔细，连茶叶、招待烟都算上。开初，我并不了解总理的意图是要当时的文化部领导不要把稿酬压得太低。算到我的时候，我说我的工资是 65 元，有 3 个孩子，但妻子和孩子都在农村“落户”当农民，所以也够花了。总理马上说：“你这个没有代表性。一个作家的生活标准，不能按农民算。作家的劳动是艰苦的劳动，应该有所照顾。”

算到最后，大体上得出接当时的物价，每月要 300 元左右⋯⋯所以大家欢呼雀跃。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还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国家还不宽裕，还要过较长时间的艰苦生活。但对作家、艺术家，不能难为他们，要出大作品，得有一定物质条件，我们国家现在才有几个作家！应该让他们安心创作，无衣食之虞。

会议开得很成功，都感到有一种祥和畅快的气氛⋯⋯作家们都体会到，什么叫“无微不至”，什么叫“如冬日之阳，人赖之温”。

周恩来对作家、艺术家是如此关心体贴，对科学家、教师和医务工作者

等也不例外。在周恩来的主持和过问下，5 个多月后的 6 月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有了普遍的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 253 元提高到 364 元，增资幅度为 36.4％。

接着，深思熟虑的周恩来以世界战略家的眼光和恢宏气魄，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紧急呼吁：“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必须“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周恩来看到，这意味着既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要在务实精神指导下，确定正确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和制订具体的方针政策。为此，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要在 12 年内，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决策，周恩来信心十足地强调：国家除了拟定一个大规模的培养干部规划外，还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也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政府各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再就是“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如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周恩来具有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卓越才干。他在报告中还认为，应该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使之“保持适当的比例”，纠正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偏向。他说：如果说，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那么，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同样存在着。又说：“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在报告快要结束时，周恩来停了停，提高了音量，说：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周恩来富有鼓动性的结束语，赢得了与会者持久的雷鸣般的掌声。

在会议闭幕的这一天，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望着 1200 多位代表，笑容满面地称赞道：“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这次会议在成功地实现预期的目的后胜利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