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可以作为大陆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新中国成立了，香港怎么办？

伴随开国大典隆隆的炮声，采取什么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摆到中国人民面前。

其实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前已

有所考虑，并作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慎重决定。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这种策略，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考虑，主要是为了孤立美国。周恩来曾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考虑，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一直是我国货物进出的转口港，是我国和外国之间经济、文化、市场信息联系的桥梁。周恩来认为“那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从 50 年代开始，周恩来已经在具体号虑怎样处理同香港的关系问题。

那是 1957 年的春天，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国内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三大改造，特别是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引起了香港产业界一些朋友的疑惧和不安。为了最广泛的动员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周恩来在上海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谈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这篇讲话对争取香港各界积极支持国内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4 月 28 日，和暖的春风吹拂着上海。

在上海延安西路 200 号小礼堂内，春意融融，周恩来正在这里举行座谈会。受邀请的除了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外，主要是工商界的朋友们。如盛丕华、胡子婴、盛康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

周恩来选择上海来开这个会，是因为香港的资本家许多是从上海去的，香港与上海之间有一种大然的、难以割断的联系。

周恩来宣布：座谈会就从香港问题谈起。

他用亲切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到会的朋友，接着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周恩来希望大家不要拘束，敞汗心扉，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短短几句开场白，缓和了大家有些紧张的心情。在轻松、亲切的交谈中。周恩来了解到许多他渴望了解的真实情况，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当盛康年谈到荣家（指荣毅仁家）买了两辆新式汽车，不敢坐；洪佐尧很有钱，而没有买汽车时，周恩来说：“工商界应有几辆汽车，否则人家奇怪，汽车全是机关里的。你们有外汇可以自己买，要公家代买也可以。公家汽车可以出卖一些。”

当吴志超谈到香港工商界对我们进行的“五反”运动耿耿于心，说现在情况好了，今后情况如何还想再看一、二年时，周恩来说：“太少了，应该多看几年！”

当简日林谈到国内的工资改革也搬到香港，工人意见很多时，周恩来急忙问：“工资后来加了没有？”简日林回答“加了！”周恩来又问：“你们厂独立起来行不行？”简日林如实告诉总理：“有客观困难。”周恩来毫不

含糊地拍板说：“可以管得松一些，让港厂独立经营”。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他首先表示：今天听到大家反映的情况，很有收获，大家谈得部很好。这些意见，中央要进行研究。

接着，他对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不是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那么，对其在香港的企业要不要去变动它呢？周恩来态度坚定地指出：“不要去变动它！”他说：“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象‘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

听了周恩来这番话，在座的朋友们非常感动。无形中化解了他们心中的疑虑。

最后，周恩来歉疚地检讨了某些部门过去在执行政策上出现的一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们的谅解。他说：“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过去我们搞得比较死，但总的说是对的，否则上不了轨道。现在既上了轨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

这篇讲话是周恩来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初步构想。当我们在将近四十年后重温这篇讲话时，不能不由衷地钦佩周恩来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