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会议，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广州会议召开时，周恩来正在北京主持起草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忙，他本来不准备去广州，而是请陈毅作代表去讲话。是聂荣臻反馈回来的关于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知识分子要求“摘帽”的呼声，使他下决心亲赴广州解决问题。

月 25
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人大报告起草情况，并告知准备和陈毅一起去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周恩来和陈毅到达广州。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陶铸就到艺术家下榻处探望。会见的房间里挤得满满的，不少队各地方来的同志，周恩来不熟悉，他就一一地询问，从姓名、籍贯到创作，态度亲切，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大家都很兴奋，详细地回答着周恩来的提问。

那天，聂荣臻、郭沫若等向周恩来汇报了与会代表对知识分于阶级属性问题的种种顾虑，强调这个问题严重阻碍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贯彻和知识分子积极性的调动，希望能够在这次会议上予以解决。经过小范围充分酝酿讨论，决定在这次会上增加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由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为统一思想，3 月 1 日，周恩来约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大、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进一步就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开展讨论，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做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的话为他在广州会议讲话的主题最后定调。

月 2
日，两个会议的代表齐聚羊城宾馆，当周恩来、陈毅、陶铸等步入会场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报告的题目是：《论知识分子问题》。同 1956 年的报告相比，周恩来着重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不同。他指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卖国贼，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从理论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我国知识界的根本转变和极大进步。为论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周恩来引用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殊形式的联盟”。周恩来认为，列宁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包括了知识分子，因此“付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并提出要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讲话中，周恩来批评了 1957 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要对那些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

对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反映强烈，大家普遍认为“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

因为工作忙，周恩来未等会议结束就提前返京了。他还要说的话留给了陈毅。

3 月 5 日、6 日，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陈毅的话句句掷地有声，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

话音未落，整个大厅响彻起雷呜般的掌声。一张张含泪的笑脸被机敏的摄影师摄入镜头中。

陈毅动情了，他接着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这感人肺腑的话语，使与会者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向外涌流，是委屈，是激动，还是幸福，谁也说不清。

这样的结果，是许多代表们没有想到的，因此，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消息传出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也产生很大反响，周谷城先生曾讲过一段肺腑之言，他说：“知识分子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终是作客的思想，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如今，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周谷城的话，代表着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它表明，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换来的是几百万颗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事业的炽热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