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愤然反击：生产搞乱了， 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要事汇报》送到了正在伏案办公的周恩来手中。

《要事汇报》上记录了黑龙江双城县人委来电反映的一些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垮了，全县 21 个公社已有 11 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队、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要求中央尽快给予明确指示。

周恩来的目光在这页《要事汇报》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一直担心会冲击生产的预感，如今已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针对这种势态，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

1. 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串连运动开始危及到工农业生产和各级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红卫兵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

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不料，通知稿传到江青手里时，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1. 月 2

   日，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强调必须向红卫兵讲清楚政策，红卫兵串连要保证党和国家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保证厂矿企业的生产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

9 月 3 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修改，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准备讨论通过《意见》，早日下发。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时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然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十

个问题（注：《意见》一共讲了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也在一旁帮腔说：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双眉紧蹙，思绪未断。

如今，不光是红卫兵串连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工厂、农村内部自己也点起“火”来了，工人、农民也开始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连。黑龙江双城县反映的情况不仅仅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来电告急，如果听任这种势头在工厂、农村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

看来，必须调整斗争的策略。对中央文革，有些问题要先斩后奏。

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陶铸。他与陶铸商量，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重申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 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要陶铸组织起草一篇强调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周恩来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商量一下，负责起草有关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9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与此同时，李富春把起草的关于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两个文件——《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送周恩来审定。

周恩来对文件稍作了修改。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农村之外。

文件指出：工厂、农村及工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工人、农民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外出串连，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以保证生产建设工作的正常进行。生产任务重的地方和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公社、生产队、企事业单位，应迅速建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9 月 8 日，周恩来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央文革一伙对此又进行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周恩来不予理睬。会后，他直接将两个文件连同黑龙江双城县的情况反映以及江苏、江西等地来电反映生产问题的材料一起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的这番举措，招致了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

次日，即文件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百万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连不要干扰工农业生产。他说：

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他们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攻击周恩来的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 月 25 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 9 月 15 日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不能丰产不丰收。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行？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连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停产闹革命，要求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

江青又攻击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碰头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 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大怒：“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还能搞什么革命？”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