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1961 年八九月间，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反映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正确意见，并得到毛泽东赞同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在今后 3 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具体安排，这就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

据谷牧在 1989 年所写的文章中回忆说：

在这一次庐山会议上，周总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除了大会上已经安排的日程外，他还经常在午间召开有关会议，研究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据我的笔记记载，仅从 8 月 30

日到 9 月 14 日这半个月里，他就找我和 10 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及有关综合部门的同志，

开会研究煤炭生产、矿山机械问题达 6 次之多。写到这里，我不禁回忆起在那段岁月里，

人小组在总理的具体领导下辛勤工作的幕幕情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难题，大家忘我地工作，多方了解情况，充分估计各种实际困难，深入研究各种办法和措施，简直绞尽了脑汁。在讨论问题时，大家有时也会因认识角度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最后总能够从大局出发，把意见集中统一起来，拿出办法，报总理裁定。

1962 年一二月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7 千人

大会）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这两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对严重形势和艰巨任务的认识，加强团结，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并进入到全面调整的决定性阶段。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问题作了诚恳的检讨，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心情沉重地说：

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

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

第一个例子，就是 1959 年 8 月 26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 1959 年庐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见，

是 50 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

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 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吝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

严重后果。

讲到这里，周恩来加大音量，向与会者进一步检讨道：

“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财，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周恩来曾经大力反对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倾

向，是被动卷入“大跃迸”这股洪流的。为此，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上。”每当有人这样提问时，周恩来总是真诚而坦然地回答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周恩来这样做，既是他真实想法的流露，同时也有他深层的考虑。因为，国难当头，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允许出现推凄过错、互相指责的情况，必须同舟共济，共挽危局。其次，上级领导理所当然地应当主动力下级干部承担责任，使他们轻装上阵，做好调整工作。试想，中央领导人把责任推给地方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又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这样谁会有心思去带领群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呢？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这以后，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等不同场合仍然多次进行检讨。他说：“要说责任，还在我身上，你们是负次要的责任。”“工作中缺点错误的责任在中央、国务院，还有国务院的各部。你们回去，可以向下面传达这一点，减轻大家的负担。”

这两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