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请来“尊神” 林彪。大批周恩来指示召开的工交座谈会。周恩来抱定“我不入地

狱谁入地狱”的决心，迂回抗争

“文化大革命”像一头癫狂的怪兽，咆哮着在神州大地恣意肆虐。

正当周恩来竭尽全力勒住这头怪兽的缰绳不让它踏向农村、工矿时，林彪、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这头怪兽的“敏感处”狠狠地抽了“两鞭”，使它更

为癫狂、肆虐。

——10 月初，林彪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看了《紧急指示》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台的讲话中，别有用心他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

——11 月 9 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沪宁全线交通中断 31 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 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在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紧急指示》的下达和中央文革对安亭事件的肯定，等于在向社会宣布： 工厂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大大地削弱厂中共中央 9 月份下发的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力。此后， “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的纵深蔓延。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被揪斗，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是那样的艰难，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 月 9 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停断的重要性，严同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 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

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分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部“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工人、农民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这篇社论，无疑是向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调到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 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 1967 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会上让大家去讨论。周恩来的斗争方法很高明。他表面上没有急于否定陈伯达的

十二条，但他知道这十二条在座谈会上肯定会遭到强烈反对。

11 月 17 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紧张。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卫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卫业交通座谈会正在进行。

来自地方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对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串连表示担心。

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则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拍案而起，对陈伯达十二条中提出的“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11 月 19 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

周恩来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人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陈伯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找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打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要余，谷二人读其中的段文字：“仆之先， 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 流俗所轻也。”

而后，陈伯达又用他那难听的福建腔普通话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

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次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12 月 4 日至 6 日， 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议的汇报。

此时的林彪，实际上是中央文革请来的“尊神”，来替中央文革助威压阵。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

还未等谷牧说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急侍地发难，大叫：“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恶狠狠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责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这时，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

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 6 日的会上，王力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注：指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 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抗争，周恩来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会上，他作了“掩护”式的发言。他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 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倘若是“反对”，那就是敌我矛盾了。

周恩来还对那些受到错误指责和批评的干部们鼓励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字字句句他说：“这次工交会议

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 180 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由陈伯达等人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工矿、农村与学校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否定了党委的领导。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周恩来对国民经济这一大关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他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种种行径作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不止一次地对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