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失败没有使杜聿明真正降服， 而共产党的改造政策却使他彻底地折服了

在西花厅的来客中，内心最惭愧，表情最拘紧的要数杜聿明。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生，深受蒋介石器重。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1948 年 12 月 17 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没有使他觉悟。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也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送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他仍不服罪，动不动就发火。以至，1950 年 11 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

然而，到达功德林后，共产党的干部却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各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服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他激动地对姚处长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

或许正是这些令人难忘的情景，使他走出功德林后，在周恩来、陈毅面前不得不低下头，面有愧色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的回答是：“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无论是杜聿明的忏悔，还是周恩来的自责，都是真诚的。

在西花厅会见之前，周恩来和杜聿明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之间却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合作”。

那是 1957 年，杜聿明的女婿、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消息公布后，几乎在同一时刻，周恩来派人到功德林与杜聿明联系， 而蒋介石则在台北召见了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取杨振宁。

不久，在大洋彼岸，美国普林斯敦研究院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收到父亲杜聿明的来信，看着这熟悉的字迹，她当着丈夫和孩子的面大哭起来。当晚，杜致礼给在台北的母亲写了封信，起句是：“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这句话曹秀清心领神会。但是，她必须按台湾方面的委托赶往美国。

在曹秀清启程前，周恩来也派出了他的使者。这位使者就是杨振宁当年的老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行前，张文裕受周恩来嘱托走进功德林，请杜聿明以岳父的身份给杨振宁写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面交。杜聿明欣然从命。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杜聿明即草”

这封信的地址落款不是功德林，而是他过去在北京的家庭地址：“弓弦胡同二号”。

杜聿明很快收到杨振宁的复信，最后一句话是：“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

后来，杨振宁到日内瓦讲学，他的父亲、复旦大学教授杨武之奉命前往日内瓦探望儿子。行前，他也走进功德林，按照周恩来的嘱托，请杜聿明给杨振宁写信，杜聿明在信中再次强调了“民族”的意义。

周恩来与杜聿明的真诚“合作”最终的结果是，杨振宁于 1971 年回到中国大陆看望。

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1960 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 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 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

1964 年 11 月，中央统战部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政协委员。这是杜聿明政治生命的新起点。如果说，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失败并未使他真正降服的话，那么，在新中国的怀抱中，在周恩来的面前，他确实彻底地折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