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连、大夺权、大武斗，铁路交通劫难四起，经济命脉危如累卵。周恩来软硬兼施，双管齐下。野战军开到了铁路边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国大地，疯狂、妒嫉、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大陆的每一撮泥土，撩拨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神志不清、上窜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1967 年 3 月 18 日，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份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手中。报

告反映：局内派别众多，一个局就有 200 多个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有人强调打破框框，砸烂规章制度，该拧闸的不拧闸，几次险些造成国际列车的碰撞⋯⋯

周恩来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阵阵说不出滋味的难受。

狂热，使人迷失了理性，涡灭了良知。为了那种毫无任何真正价值的“革命”、“造反”，他们可以自己切断自己的生命线一铁路交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非常清楚铁路交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别的姑且不说，单就当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两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业发展要靠南方省区的粮食来支撑，南方的工业建设要靠北方的煤炭来保证。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主要是通过铁路，仅南粮北调一项每年就达 100 亿斤，1965 年达 120 亿斤。如果南北铁路交通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瘫痪。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这样每天要靠从外地调运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的大城市，中断一天的铁路交通会是个什么样子？！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一年来，周恩来在维系铁路交通方面没少费心血。1966 年 8 月份全国红卫兵开始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的大串连，给我国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8 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学生就达 212.4 万人次。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设施遭到破坏。对此，周恩来指示起草了时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的两个文件，强调要把铁路交通部门和重要站段当作“要害部门”，坚决保护。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对。

在欲以正式文件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来又找到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他还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周恩来又接连指示起草了《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和《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部门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全国各地的学生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以保证必要的生产物资的运输。

如果说，红卫兵的串连还仅仅是给铁路运输带来影响，那么，随着 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夺权而波及全国的夺权恶浪迭起，全国的铁路交通状况就更加混乱不堪。

l 月 22 日，铁道部被“造反派”夺权。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铁道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铁路交通部问职工也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连；各铁路站段武斗、派仗迭起，全国一些铁路干线时有停断，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连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运行也很困难。

在这全面内乱的汪洋中，周恩来竭尽全力，自己当起了铁道部长。他除了处理其他党政大事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晚上找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哪个地方铁路交通中断，他就亲自打电话到哪里去追问，并频频找群众组织谈话，苦口婆心地进行批评、劝说和教育，不分昼夜⋯⋯

——1 月 10 日凌晨，周恩来把来自长春、齐齐哈尔、大连、武汉、广州等地的铁路部门职工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就恢复铁路运输秩序指出：“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生产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自己当起了铁道部长。希望铁路系统各单位联合起来，写个呼吁书，维护铁路畅通”。

——1 月 27 日晚 11 点至次日晨 7 点，中南海会议厅。周恩来找铁路系统“造反派”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在夺权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责令说： “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运输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2 月 1 日，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找铁道部部分“造反派”谈话，对他们无休止的派性武斗提出严正批评：“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 7 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

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一想，是一个人重要还是 7 亿人

民重要？夺权，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

然而，在铁路交通全面内乱的局面下，周恩来对“造反派”及群众组织的呼吁、教育、批评、警告犹如杯水车薪。“看来，要制止铁路交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并从根本上扭转混乱的局面，必须对铁路交通实行全面军管。” 周恩来决心己定，便当即将齐齐哈尔铁路局的报告及自己的意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3 月 19 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此事请你们研究。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研究拟出了一个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文件。3 月 22 日，中南海会议室。周恩来向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到会代表宣读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指出：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现在是 3 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第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派军管小组或军管委员会先管起来，由谷牧负责。”然而，周恩来组织拟定的军管文件遭到中央文革一伙的刁难。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他们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也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由于中央文革的干扰，对铁路交通军管的实施一拖再拖。铁路交通的混乱势态继续恶化。5 月 31 日中午，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的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手上。报告反映：因各地两派纠纷和武斗，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 4 条铁路干线均处于半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 69 列⋯⋯

沉重、焦虑、愤怒一起交织在周恩来心头。 “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周恩来顾不上惊扰毛泽东的

午休，带上铁道部的报告，急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看着报告，毛泽东若有所思的脸上也显得非常严峻。 “主席，铁路交通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

可收拾。对铁路交通的军管，应立即实施，不可再拖。”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严峻的现实不容周恩来有片刻的喘息。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又紧急约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谷牧、余秋里等到国务院开会。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他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和大家商定了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细则：（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交通的命令；

（二）将全国 18 个铁路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四）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

会后，周恩来给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写信通报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具体细则。江青一伙虽然对周恩来的先斩后报恨得咬牙切齿，无奈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只好暂时作罢。

军管之后，全国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得到一定的扼制。

然而，由于整个局势的进一步恶化，1967 年 7、8、9 三个月间，“全面内战”空前激烈，全国局势乱到了连毛泽东也难以驾驭的地步。铁路交通中断事故仍频频发生。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继续进行各种努力。

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汉“七二○事件”发生，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诬

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反革命兵变”，并借机挑动“造反派”揪斗军队干部，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军管的威信也受到影响。对此，周恩来采取了更强有力的措施——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了下来，8 月 10 日，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没日没夜地找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代表谈话，终于在 1967 年底促成了全国铁路系统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全国 18 个铁路局和 52 个铁路分局的群众组织就实现大联合、保证运输畅通达成了协议。

1968 年初，林彪、江青策划在全国开展反“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此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泛起，若干地区的铁路交通局势再度恶化。

1968 年 2 月 2 日，津浦线上两列客车遭“造反派”武装抢劫，乘警枪枝被抢。此外，津浦线几处路段被毁，数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通讯调度中断，致使徐州地区铁路交通瘫痪。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己超出了派性斗争，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他地方也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再不及时制止，而任其向全国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立即将《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的情况反映》送给毛泽东，并附一封短信：“像另纸（注：指《情况反映》）所报铁路破坏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之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重笔批道：完全同意，退总理照办。周恩来立即组织具体实施。2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几天后，周恩来又指示有关负责人起草了一个更为严厉的内部命令，即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补充命令》。《补充命令》指出：阻拦列车，挑动铁路、港口内外群众进行武斗，破坏铁路运输和装卸，一概是反革命的上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 2 月 6 日命令办理。

在那无政府主义猖撅的喧嚣中，一些“造反派”视中央命令如儿戏，越来越猖狂。3、6、7 三个月，在广西、陕西都相继发生炸毁铁路桥梁、抢劫火车轮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通讯、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恶性事件。在广西，开往越南的援越军用物资专列被抢，大批枪枝弹药被哄抢一空；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铁路交通长时间不能恢复通车⋯⋯

对此，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商定，经毛泽东批准，对大搞打砸抢、破坏铁路交通的“造反派”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7 月 3 日、7 月 24 日，中央连续颁发布告，要求“造反派”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铁路交通，对不听劝告拒不放下武器的“造反派”进行坚决打击。

“七·三”、“七·二四”布告的颁发，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此后，全国铁路交通运输日渐恢复正常。到 1969 年，铁路运输量全面回升。

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前三年中，为了维护铁路交通，周恩来历

经千辛万苦，费尽了心血。如果当时没有他的艰苦努力和百般抗争，全国铁路交通瘫痪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