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待自己，廉洁奉公，率先垂范。他经常说：“要使艰苦

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陈毅感言：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在工作上，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内审中国国情，外度世界大势，共同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作出决策。同时，他长期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呕心沥血，日理万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无私奉献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但是在生活上，周恩来总是低标准，严要求，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特殊，就是对国家制度规定的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常常尽可能降低标准，弘扬我国人民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他经常说：要“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

建国后，周恩来一直居住和工作在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一座建于清朝宣统年间的老式平房。光线昏暗，地面潮湿，梁柱蛀蚀。油漆剥落，门窗缝隙也很大，大风一刮，桌面就积一层灰土。成年累月在这个环境中办公，周恩来经常膝盖疼痛。尽管如此，他仍然多次拒绝为他维修房子。

1959 年冬，秘书趁周恩来、邓颖超不在北京，对房屋进行了保护性维修，并更换了部分陈设，结果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随即，他暂住外面，直到秘书把淘汰的陈设搬回来后，才回到西花厅。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行政秘书何谦说：

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些你们为什么不想到？

为了修缮西花厅一事，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他说：

“借此机会我得做自我批评，修了房子，你们可以到西花厅去看看，修得标准太高了，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

周恩来的饮食简单清淡。他的主食一般要吃 1/3 的粗粮。每餐大部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一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每当有人感到不解时，周恩来总是爽朗地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比过

去好多了，我们不能忘本啊！”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和毛泽东带头不吃肉、鱼。蛋，并主动地把自己和邓颖超每月的粮食定量降到 15 斤和 13 斤，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说：“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从此，他俩始终以这个粮食定量力标准。

周恩来不仅自己吃得简单，招待国内宾客也是如此，而且总是自费，从不让公家报销。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 60 年代初期的情况时说：

这期间，他们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及做工作，还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和副食，请文艺界、戏剧界、新闻界、体育界及医务界的同志吃饭，多时三四十人，少则 20 多人。当时，我负责管理他们的家务，知道他们在经济上也不宽裕⋯⋯

每次宴请前都是周总理、邓大姐亲自安排的。他们先向我们问清家里有多少节余下的粮食和副食，然后和我们共同商定邀请人数和吃什么饭菜。他们定的原则是，要让大家吃饱，花样可少，但量要大，最后大杂烩菜包底。总理、大姐提出自己腌泡菜，做小菜，多吃豆腐粉条，肉少就买些排骨、猪蹄，有时也买一些高价食品。每次宾客来后，周总理总是谦和地说，请大家来见见面，聚一聚，现在是困难时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大家，我和小超大姐个人请大家吃顿便饭。这样的聚会真是无拘无束，亲如家人。

1962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北戴河寓所，周恩来宴请了正好在北戴河搞

创作的部分电影界、戏剧界知名人士。据当时在那里搞创作的著名剧作家、电影艺术家岳野 1992 年在《寻梦觅踪，重沐甘霖》一文中娓娓叙述：

那天在总理住处临时吃饭时，先闻其声，后见其人，陈老总携夫人张茜同志来了。周总理立即宣告，今日我和小超（总理平时对邓大姐的称呼）请大家吃便饭，特邀陈毅同志张茜同志做陪。陈老总连连拱手，荣幸之至。饭是中餐西吃，每人一碟菜，主食有馒头、蒸饼和米饭可以自取。菜盘内有柔香而不腻，晶莹如琥珀般的红烧肉五六块，有油菜、菠菜，还有榨菜丝等几样，人手一份，或坐或立，不围桌，不成席，随意自在，孙维世以主家大小姐姿态，忙出忙进帮着炊事员端菜、端汤，照顾大家。总理说，饭菜不好一定管饱，大肚汉们可食双份。话音既落，瞧有几个馋客便立即加快速度，再食第二盘。

陈老总边吃边大声道破了一个惊人的内情。他说今天总理夫妇请客，未动用国家一文钱、一两米、一两肉、一根菜，完全是他老俩口平时供应的节余。同志们吃着、听着，心里极为不平静，1962 年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每人的主副食皆定量供应，我们这群素不拘礼仪的“老九”们，想到多吃多占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口粮及副食供应，也感愧交加了。

陈老总边吃边向邻近的同志低声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此时我们每个人对每粒饭、每块肉更细加品味起来，鸡吃萤火虫，心知肚明，不能只图个齿惬嘴香，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哺育啊！

每次外出视察，周恩来总是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盛气凌人，摆架

子，抖威风，还要过问伙食，督促身边工作人员据实交纳粮钱。

一次，周恩来在杭州楼外楼请工作人员吃饭。饭亏，省里陪同人员提出由地方报销。几经交涉，终于付了 20 元钱。临上飞机时，周恩来怕饭钱不够，

又托人带去 10 元。其实，按价计算，这餐饭只花了 19 元多。楼外楼服务员只好给周恩来写信说明情况，并退还了多付的饭钱。

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有时因为时间长需要准备工作餐。他明确规定，工作餐就是家常便饭。他常说，这样的饭菜，“既经济又实惠”。据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回忆：1963 年，周恩来请出席中央专委会会议的同志吃晚饭。后到的贺龙元帅望了望饭桌，风趣地对周总理说：“呀，国家的经济好

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呀？”周恩来笑答：“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周恩来在穿着和使用生活用品上，也一向注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服（看上去虽然干净、挺括），修了又修的皮鞋，织补了又织补的袜子；戴的是使用了多年的“上海牌”国产表；用的是打了补钉的毛巾、掉了很多瓷的澡缸、木板床、旧沙发⋯⋯一套睡衣是 1950 年初出访

苏联时做的，缝缝补补，一直穿到面目全非，伴随他度过 26 个春秋。每当工作人员向他提出需要添置新衣时，他总是说：“旧的还可以穿嘛！”“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从周恩来的家庭经济条件来看，生活本来是可以过得好一些甚至是很好的。但是，每当他想到国家还落后、人民生活还清贫时，内心就忐忑不安，食不甘味。因此，他常挂嘴边与人共勉的一句话是：

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有人或许会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收入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他俩

一贯省吃俭用，一定积攒了不少钱吧？

其实不然，据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周恩来每月工资是 404.8 元，邓颖超

是 342.7 元。从 1955 年 7 月国家实行工资制以来到 1976 年 1 月周恩来逝世，他俩的工资除支付生活费外，其他开销是很大的，主要用在五个方面：资助亲属；补助生活困难的包括警卫战士在内的身边工作人员；抚养烈士后代；开会人员和客人的就餐费；额外上交的党费。据初步统计，周恩来、邓颖超用于补助工作人员的钱有 10218.6 元，资助亲属的钱有 36645.5 元。周恩来

拿出节余的钱交党费，先后 3 次；共 14000 元。仅此 3 项支出就高达 60864.1

元，相当于花掉了 12 年零 5 个月的工资。

周恩来从不收受礼物。对于所送礼物，凡是能够退回的一律退回，凡是不能退回的就加倍付款，然后将礼物交有关部门处理，做到秉公办事，不留情面。

1961 年初，周恩来就家乡淮安县委托人带来一些土特产等礼物一事，委托秘书代写了一封信。

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薪金中拿出 100 元钱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

在秘书随信寄去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上，还有周恩来的

亲笔批示。他恳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人认真阅读，坚决按中共中央通知精神执行。

周恩来的这一做法，有效地阻止了请客送礼不正之风的滋生与蔓延。外宾赠送的礼物，虽然是友谊的象征，但周恩来从不据为己有，总是如

数上交。一次，一位烈士子女看见西花厅客厅、办公室和卧室都没有像样的陈设时，纳闷地问周恩来：“你经常出国，又有那么多外国首脑来访，送了那么多礼品，怎么一件陈设也没有呢？”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我是总理，他们才送给我，如果不是总理他还会送吗？”可见，“人家是送给我们国家

的，并不是送给我周恩来的。如果我把国外送来的东西收下来了，那是什么行为呢？”

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使这位烈士子女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廉洁奉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