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将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及时地向 毛泽东作了电报汇报，说：“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

周恩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同伯延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情谊。在伯延的 6 天中，他多次召开座谈会，并调查和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问寒问暖， 问今问昔，了解社员的实际生活状况，把党的关怀直接送到社员心窝。

纯朴厚道的伯延公社社员也以心交心、以情换情，把主张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粮食应该包产到生产队等心里话，全都掏了出来，奉献给了周恩来。

在社员群众敢于说真话的情况下，周恩来在伯延先锋大队第四生产队就包产问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问社员群众：你们这个队每亩包产 304 斤粮食能够达到吗？ 话音一落，社员们就像炸了锅似的，争先恐后地说：“包得多了。”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旱得厉害，夏田每亩平均产量只能有 70 斤左右，有的只有 40

斤，还有的连种子都可能收不回来”。“夏荒这样严重，全年平均亩产 304 斤不可能。”

周恩来的目光转移到生产队长身上，问道：“为什么要包这样高的指标？”生产队长当即回答：“这是任务。公社党委、县里头要这个任务，实际上不可能。”

听到社员们的这番议论、周恩来心想：是不可能啊！这个地方是产棉区， 县里规定还要调出粮食，这怎么能行呢？于是，他对大家说：你们的意见呢？ 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一致倾向于每亩包产 200 多斤。

一个社员心有余悸地要求周恩来把包产产量定死。他说：“你们现在不定死，谁晓得到秋天会不会又要多征。要是那个时候，把我们的口粮又挤掉了，自留地的收成也顶口粮，结果还是我们落

当着地委、县委和公社负责人的面，周恩来爽快地说：“我可以保证。”

“分下去的自留地不要再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

听到以上明确的答复，与会社员深情地望着贴心人周恩来，长时间地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之中。

为了保证大大偏离农村实际情况的党的农村政策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调动广大农民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一直工作到 5 月 7 日凌晨 3 时的周恩来，将自己在邯郸调查所了解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

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 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电话记录上写下批语：“此报发给各中央局，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考。”随即，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

5 月 8 日，周恩来就要离开伯延了，伯延人民听说他们打心眼爱戴的周总理就要走了，村里很多人都来到街头，挥泪相送。按理讲，管理着诺大一个国家的总理，在一个农村一呆就是 6 天，从时间上说并不算短了。可是伯延人民却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殷切地期望周恩来再多同他们呆上几天。

周恩来亲自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发给社员口粮的准备，到 10 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

据当年跟随周恩来的摄影师杜修贤回忆：

在人群中的张二廷依依惜别，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你今后一定抽空回伯延看看呵。”周恩来久久地凝视着他，微笑着说：“有机会一定回来，如果我来不了，也一定派人来看你。”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年年都委托人去伯延公社看望这位使自己“很受感动”、“说的是真理”的农民朋友张二廷。

伯延人民噙着幸福的泪水送别周恩来后，仍久久地不肯离去

5 月 21 日到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负责人在调查研究后所提出的意见，对《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供给制的规定，并提出公共食堂办或不办完全由社员决定，口粮分配到户， 由社员自己支配。周恩来根据在邯郸调查时所获得的真实情况，还在这次大会上大力提倡并在会后积极推行了粮食包产的办法。

这以后，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推动了农村形势在 3 年内全面好转。